04，贵州遵义。1935年1月15日。

一座黔军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成了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场。这是一幢中西合璧的二层小楼，在当时的遵义城，算是数一数二的豪宅。

会议在二楼的一间长方形房间里举行。中间放着一张板栗色的长条桌，四周摆着十几把藤椅。墙角生着一个炭火盆，烧得通红。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还有各军团的负责人。

博古首先作总结报告。他穿着军装，但脸色不太好。他讲了很多客观原因，敌强我弱，我们根据地条件差。

总而言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主要是因为敌人太强大。这话说完，房间里一片沉默。

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他没有为自己开脱，坦率地承认，军事指挥上犯了严重错误，作为主要负责人，他承担全部责任。他讲话的时候，炭火偶尔发出哔剥的声响。

然后，张闻天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个事先准备好的提纲，声音不大，但字字千钧。

“我不同意博古同志的报告。整个战争，是在一条错误的军事路线指导下进行的。李德同志和博古同志，必须为此负责。”

他一条一条地列举，从开始的冒险主义，到后来的保守主义，再到撤离时的逃跑主义。他把博古的报告完全否定了。

这个发言，后来被称为“反报告”。会场的气氛，骤然紧张。

教员靠在藤椅上，指间夹着一根烟。没有念稿子，直接开讲。

“你们说敌人太强，我不反对。但是，我想问一句，第一次反‘围剿’，敌人十万，我们四万，谁强？第二次，敌人二十万，我们三万多，谁强？第三次，敌人三十万，我们还是三万，谁强？为什么那三次，我们都打赢了？”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为什么到了第五次，我们却输了？而且输得这么惨，连家都丢了？”

他的声音突然提高。

“因为打法错了！用一个口蘑战的办法，去打敌人的堡垒战，以短击长，不败才怪。”

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的第一仗硝石战役开始，一仗一仗地分析。敌我态势如何，我们的部署哪里有问题，导致每一步都陷入被动。

他讲到了广昌保卫战。他转头看着彭德怀。

“彭军团长，广昌那一仗，你们三军团，伤亡了多少人？”

彭德怀铁青着脸：“两千七百多人。一个师，基本打光了。”

“同志们，听见了吗？两千七百多兄弟，不是死在冲锋的路上，是死在敌人的飞机大炮底下，死在我们自己错误的指挥下！” 他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

“我们的战略，应该是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而不是分兵把守，处处防御。你们算一算，六个锅盖，能盖住十口锅吗？盖不住的！”

他讲得全是用兵打仗的老实话，说得在场的军事将领们纷纷点头。

朱德摘下军帽，放在桌上：“老毛说得对。我就一句话，如果继续这样指挥，我这个总司令，没法当下去了。”

这位一向宽厚的老总，说得很平静，但分量极重。

会议开了三天。

最后做出了历史性的决议。增选教员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

遵义会议，结束了。教员进入了核心决策层。

但这仅仅是第一步。他只是获得了参与最高决策的权力，还没掌握真正的军事指挥权。

蒋介石的四十万大军，正从四面八方向遵义扑来，企图将三万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一带。

红军的命运，仍然悬于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