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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决议，需要时间来落实。

特别是博古，作为党的总负责人，思想上还没转过弯来。他的情绪很低落，有时独自坐在角落，一言不发。

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博古和几副装着中央文件、印章的挑子，始终不肯交出来。这几副挑子，是权力的象征。

在撤离遵义的路上，周恩来专门找到博古，两人进行了一次深谈。没人知道他们具体谈了什么。但这次谈话后，博古主动交出了那几副挑子，交出了中央的大印。

从此，张闻天正式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

而军事指挥权，也经历了一次关键的交棒。

在川滇黔交界的鸡鸣三省村，教员向前线指挥员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案：红军不去宜宾渡过长江了。因为敌人在长江两岸布下重兵，此路不通。

他指着地图：“我们去扎西，先在那里集结整编，看看敌人怎么动，再决定下一步。”

这是一个彻底放弃原定计划，根据敌情变化，随机应变的新方案。

在扎西，红军进行了整编。那些笨重的机器终于被扔掉，部队轻装简行，重新恢复了强大的机动能力。各军团建制精简，机关人员充实到连队。

更重要的是，在苟坝。

1935年3月10日，一军团林彪、聂荣臻发来一份急电。他们建议，进攻打鼓新场。那里驻扎着黔军的一个师，是个好打的软柿子。

开会讨论，从朱德到彭德怀，二十多个人，一致同意打。只有教员一人反对。

“打鼓新场是个陷阱。” 他说，“表面看是软柿子，但四周都是敌人。我们一打，各路援军围上来，我们就被粘住了。”

但没人听他的，投票表决，通过了进攻的决定。教员急了，说：“如果打，我这个前敌政委，没法干了。” 结果是，不仅通过了进攻计划，还表决撤掉了他的政委职务。

教员回到住处，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提上马灯，走了几里山路，连夜敲开了周恩来的门。

“恩来，这一仗真的不能打。你先把命令压一压，再考虑考虑。”

周恩来接受了他的建议，第二天再次召开会议，说服了大家。事后截获的情报证明，打鼓新场周围，敌人确实布下了重兵。

这次事件后，教员意识到，军事指挥必须高度集中。他提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军事小组”，全权指挥作战。

中央同意了。由教员、周恩来、王稼祥组成三人小组。周恩来是组长，但大家心知肚明，教员在其中发挥核心作用。

从此，红军有了一个高效、灵活、且能拍板的指挥核心。

而教员，也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来下一盘大棋。

他下的第一着，就是土城战役。

由于情报失误，原以为土城的川军只有四个团，实际上有六个团，而且是战斗力较强的部队。红军打得非常艰苦，伤亡不小。

战况最危急时，朱德把帽子一摔，亲自带着干部团往上冲。干部团是红军的精锐，全是连排级以上的骨干。他们一上去，总算稳住了阵脚。

教员当机立断，不打了，撤出战斗，一渡赤水，进入川南。

土城这一仗，没打赢，却打出了一个宝贵的教训：敌情不明，不能打。从此，他把红军的情报工作，抓得更紧。

军委二局的破译科，被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他们负责监听和破译敌军的电报。

而接下来，一封破译的电报，将彻底改变整个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