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傅大炮”公然唱衰苏联，怒喷苏联：把人类所有坏事凑齐了！当时被骂是反动文人，现在回头看，句句是预言。

主要信源：（新华网——傅斯年的爱国情怀）

1946年，山城重庆的雾气还没散尽，街面上已经挂满了庆祝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红色横幅。

人们敲锣打鼓，把苏联红军当成把日本关东军赶出中国东北的大救星。

就在这种一片叫好声中，有个山东汉子却闷着头写下了几行字，他说那个被捧上天的国家，其实是把人类历史上所有最糟糕的东西都揉到一起了。

这话在当时听起来简直是大逆不道，说这话的人叫傅斯年。

傅斯年不是个随便发牢骚的人。

他出生在山东聊城的名门世家，祖上还出过状元。

1916年他考入北大，正好赶上蔡元培在那儿搞改革，提倡思想自由。

那时候的北大，是新思想的集散地。

1919年5月4日，天安门广场上几千名学生游行，队伍最前面的旗杆就是他扛着的。

那时候的他，也是个热血青年，觉得这个国家只要有觉醒，就有希望。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情，让他的想法变了。

1927年他在广州，亲眼目睹了一场血腥的清算。

当时一份死亡名单上就有他的名字，要不是朋友拼死报信，让他躲进别人家里，他早就没命了。

当他后来敢出门走上街头，看到巷口堆着的尸体和混着血水的烂泥，那种冲击让他明白，有些事光靠热血是解决不了的。

从那以后，他开始玩命地看书。

他在欧洲待了七年，在伦敦和柏林的学校里钻来钻去，物理学、心理学、比较语言学，什么都学，唯独没去混那张文凭。

他在四川的时候，有人在他枕头底下发现了一本《资本论》。

他不是要信奉里面的理论，而是要搞清楚这套东西到底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能把人煽动起来。

他研究的结果是，这种模式是利用人性里的嫉妒和怨恨，把穷人对富人的恨、年轻人对长辈的恨，全部打包起来，变成一把随时挥舞的刀。

真正让他彻底爆发的是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

那时候二战还没打完，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苏联的克里米亚半岛开会。

这三个人关起门来，把中国的外蒙古、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当成了交易的筹码。

作为付出了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的战胜国，中国对此一无所知，也没有人在乎中国人的意见。

傅斯年看到协定全文的时候，手都在抖，他觉得这跟当年列强瓜分中国没什么两样。

更让他心疼的是东北的工业。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开进东北，名义上是打日本，实际上干起了强盗的勾当。

沈阳的飞机制造厂，原本是亚洲最先进的，苏军来了之后，逼着中国工人和日本战俘干了四十多天。

把所有的机器设备拆得精光，连根螺丝都没剩下，直接用火车运到西伯利亚去了。

鞍山的钢铁厂也是这样，那些原本可以用来重建国家的家底，就这样被一车皮一车皮地拉走了。

到了1946年春天，苏军撤走的时候，东北这个中国的工业心脏，基本上已经被掏空了。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傅斯年把他对苏联的看法写了出来。

他没有跟着大家一起喊老大哥万岁，而是直接指出，苏联本质上就是沙俄的翻版，只不过换了个时髦的马甲。

他说斯大林把伊凡雷帝和彼得大帝这些历史上的暴君捧成英雄，这就说明他们的扩张基因根本没变。

他在文章里说，苏联那种体制，把中世纪的专制和现代的警察统治结合在了一起，是集人类文明罪恶之大成。

这话一出来，舆论炸了锅。

很多人骂他不识好歹，说他是反动文人。

但他不在乎，他这辈子就没怕过谁。

当年他连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两个皇亲国戚都敢弹劾，硬是把这两个行政院长给拉下了台，更别说几句骂名了。

1945年7月，他去了一趟延安，毛泽东亲自接待他，对他客客气气。

但他回来后对朋友说，延安那一套就是照搬苏联的，是彻底的专制。

他看透了这一点，所以即便在大家都一边倒的时候，他也坚持要说实话。

1949年，傅斯年去了台湾，当了台湾大学的校长。

他临走前写了七个字：归骨于田横之岛。

田横是秦末的齐王，兵败后宁死不降。

傅斯年用这个典故，表明了自己绝不回头的决心。

在台大，他把北大的那套作风带了过去，坚决不让权力插手学术。

谁要想走后门进学校，门都没有。

考卷印刷的时候，他把印刷工人关在楼里，外面派警察守着，生怕题目漏出去。

他常说，大学要是学会了讨好权力，就再也培养不出敢说真话的人了。

1950年冬天，他在台湾省议会上回答教育问题，因为说得太激动，当场脑溢血倒下了，再也没有醒来，那年他才55岁。

他去世的时候，台大的学生们以为是当局把他气死的，差点闹起来。

后来大家才知道，他是累死的，也是急死的。

台大后来立了一口傅钟，每天敲五十五下，纪念他短暂的55年。

钟上刻着他的一句话：一天只有二十一小时，剩下三小时是用来沉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