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江苏南通女子朱金红远嫁日本后，在国内购置北京，上海，南通三套房产，总价约600万元，交由70多岁的母亲唐美兰打理出租，后来朱金红与日本丈夫离婚，回国打算卖房周转，却被亲生母亲以精神失常为由，强行送进了当地精神病院。

朱金红远嫁日本，在 2000 年左右分别在南通、北京、上海购入三套房产，总价超 600 万，将这些房产托付给母亲唐美兰负责管理、收取租金。

她本来是想着父母可以靠这些房子养老，没想到后来会因房产发生严重矛盾。朱金红靠自己的工作积攒资金，毕业后在日本定居，婚姻生活也稳定了几年。

时值 2007 年经济危机，朱金红在日本丢了工作，婚姻关系也岌岌可危，她急需出售房产缓解眼前的难处。她在电话里向母亲说想收回房产管理权，这下两人直接吵翻了。

老实讲，有多少家庭能轻松处理“房产归属”这种问题？电话争执后，朱金红没有和母亲达成一致。

后来朱金红从日本回到国内，靠自己把上海和南通房子的管理权收了回来。她的母亲、姐姐和姐夫四处寻访她的踪迹，双方你来我往形成漫长拉锯，局面始终无法缓和。

出于不愿激化与家人矛盾的考量，朱金红并未继续推进相关事宜，2009 年她重新回到日本。回头来看，她当时有点太理想化，没把矛盾处理彻底。

2010年3月朱金红再次回国，试图修复母女关系，主动跟母亲联系，但母亲只问了一句“住哪里”，没答复愿不愿和她和解。

第二天，唐美兰带着两名男子直接找到朱金红的住处，把她强行拉上车，声称“你有病，要带你治疗”，直接送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也就是当地精神卫生中心。

朱金红始终否认自身患有精神疾病，院方却依旧为其开展药物治疗，且不断加大奥氮平的用药剂量。正常人被送进精神病院，这到底是家人担心还是另有原因？

入院之后，母亲前来探望朱金红，向其索要身份证、护照与存折的存放地点，并以一个月后办理出院作为条件，要求她如实告知相关位置。朱金红答应了。

与此同时，母亲唐美兰立刻委托律师到法院起诉，要求认定朱金红“无民事行为能力”，想合法接管全部房产和财产。

法院安排了专业司法鉴定，结果显示朱金红精神状态正常，没有病。母亲那边中途退庭，案件自动撤诉。

院方认定朱金红达到出院标准，然而依据院内规章，需遵循 “谁送医、谁接领” 的要求。

其母亲则提出条件，只有朱金红签署房产委托书，才肯前来办理接人手续，双方就此陷入僵持状态。社会对这事炒得激烈，有报道后，大家都关注“家属送精神病院会不会太随意”。

9 月 14 日，其母亲签署相关手续将朱金红接离医院，可朱金红归家后便遭到软禁：对外联络受到严格限制，同时还被强迫服用药物。朱金红偷偷打电话向同学求救，终于脱身。

朱金红后面把母亲和精神病院告上法庭，主张自己被非法关押、健康权受侵犯，索赔8万元。

这案子出现在《精神卫生法（草案）》征求意见期间，算当时江苏首例同类事件。老实说，这牵扯到家庭关系、财产分割，还有精神病收治的法律漏洞。

其实类似的家庭财产争议并不少。2017年，北京有老人把名下房产交给女儿打理，结果女儿和儿媳在分租利润上起冲突，闹到法院。

还有2019年上海某知名家庭，父母将房产委托儿子，儿子又转租炒作，最终导致全家散伙。这些例子都说明，房产委托不是一件小事，财产数额越大，矛盾越容易激化。

不过同样是家属送人精神病院，法律和操作标准各地有差异。比如浙江杭州的医院，2019年曾出现家属要求强行收治亲人，被医院拒绝，医院以患者精神状态正常为由，坚持不给收治资格。

这说明并不是所有医院都会照家属说法办，部分地方的专业审查能起到一定作用。说到底，朱金红这起事件背后的重点就是“房产”，母女情感、信任、财产归属，全都因为房子纠葛。

母亲长期负责收租，突然要归还管理权时不愿放手，最后才出现送女儿进精神病院的极端做法。如果早些时候能妥善协商，可能不会演变成公共事件。

更值得关注的是，当年精神病收治制度存在漏洞。只要家属提出“精神异常”，医院就能收治患者，还能通过司法途径试图剥夺民事权利。

后来随着精神卫生法出台，这种情况慢慢减少，但依然偶有发生。家庭纠纷如果变成“精神病院解决”，一旦处理不当，对当事人伤害极大。

如今很多家庭遇到类似的“委托管理”问题，不管是老人名下的房产、子女在海外积蓄，最终如何归属、如何管理、如何避免矛盾，都考验双方沟通能力。

只要财产冲突激化，可能所有人都难全身而退。有报道提到，朱金红获救后生活逐步恢复正常。她起诉事件也推动了精神病收治标准化建设。

案件尘埃落定，但类案依然时有发生。多给彼此信任空间，合理处理财产分割，也许能避免更严重的家庭悲剧。

来源：[经济与法]来自精神病院里的求救信(2010.9.9)发布时间:2010年09月15日 16:54 来源：节目文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