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令人深思的话：

看似最好相处、人缘极好的人，心里可能藏着算盘；那些独来独往、不合群的人，反倒最值得深交。逢人便笑、满嘴抹蜜的，未必真把你当朋友；专拣难听话往你脸上怼的，往往才是铁打的靠山。口口声声视金钱如粪土的人，私底下或许贪得无厌；大大方方承认自己爱钱的，骨子里反而干净得透明。满口仁义道德、满腹纲常的，常常一肚子算计；看着粗鄙张狂、不会说话的人，却最表里如一。

清朝乾隆年间，就有这么一个“疯老头”。他叫郑板桥，位列“扬州八怪”之首，诗书画三绝，连紫禁城里的皇帝都听过他的怪名。可他一辈子独来独往，满嘴狂话从不装圣人，偏偏活成了那个年代最善良、最靠谱、最表里如一的人。

有一回，郑板桥调任山东范县知县。按规矩得先去拜会知府大人。正是三伏天，他穿着打满补丁的旧官服，顶着太阳走了十几里地。刚走到府衙门口，就听“嘣”一声，裤腰带断了，整条裤子哗地滑到脚踝，两条腿明晃晃露在外头。门吏惊得嘴都合不拢。郑板桥不慌不忙，弯腰把破裤带捡起来，麻利地打了个死结，一面提裤子一面笑：“这裤子也嫌热，想出来透透气。”说完，大摇大摆走了进去。

这事一天之内传遍整个知府衙门，新来的县令，是个掉裤子的疯子。换了旁人，早就羞得钻地缝了。可郑板桥这辈子就信奉一条：我不装。

他的朋友，少得可怜。因为他太不“合群”。别人请客送礼，他不去；别人结党捞钱，他嫌脏；别人推杯换盏称兄道弟，他一个人窝在县衙后院，种竹子、画竹子、对着竹子发呆。他画竹卖钱，却从不由人拿捏。盐商巨贾揣着百两黄金登门，他眼皮都不抬；穷秀才提着几个粗面馒头来，他反倒铺纸研墨，画得比谁都用心。

他的善良，从来不是做给别人看的。

在潍县当知县那七年，正赶上百年难遇的大饥荒，树皮啃光了，漫山遍野都是吃观音土撑死的人。郑板桥等不及上司批复，把官印往桌上一拍，擅自开仓放粮，又强令大户人家架锅施粥。就这一下，他救活了上万条人命。他自己却因此得罪了一大串顶头上司，被一纸公文罢了官。

离任那天，潍县百姓黑压压跪满了一街。他冲人群拱手，眼圈发红，开口却骂：“跪什么跪，都给我回家种地去！”说完头也不回，骑着一头小毛驴走了。身后，是百姓悄悄给他立的生祠。他把当官积攒的银子全搭在了潍县，带走的，只有几箱破书和半袋粗粮。

他恐怕是清朝第一个把“爱钱”两个字写在脸上的文人。

卖画从不赊账，还专门贴出润格，写得清清楚楚：“大幅六两，中幅四两，小幅二两，扇子斗方五钱。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妙。”有人戳他脊梁骨：“一介文人，满口铜臭，俗不可耐。”郑板桥听了，哈哈大笑：“我凭手艺吃饭，明码实价，俗得干净！那些嘴里不谈钱、暗地里伸手要的人，才真脏。”

可就是这个把“钱”字挂在嘴边的人，把攒了一辈子的卖画钱，几乎全撒给了不相干的人。修桥，铺路，建义学，接济孤儿寡妇。一个破竹筒攒了半辈子，倒出来，全是穷人的活路。他说：“我比谁都爱钱，因为我最知道，一文钱能买来一碗米，能换来一个孩子多认一个字。”他爱钱，是小时候穷怕了；他散钱，是怕别人也那样穷着。

他骂起人来，从不管对方是谁。

顶头上司下来巡视，旁敲侧击要字画。郑板桥当场作了一幅《竹石图》，题诗道：“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表面咏竹，骨子里骂的是：你们这些墙头草，老子不伺候。上司气得脸发绿，却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他骂过知府，骂过巡抚，甚至写诗骂遍了大半个官场。不是他不怕丢乌纱帽，是他看得太透了。你虚伪客套，人家就当你是泥捏的；你直来直去，那些脏东西反而绕着你走。

他一生不拜山头。扬州画坛派系林立，有人拉他结盟，他摆摆手：“竹子都是一根一根长，不抱团。”他没有靠山，自己活成一座山。他把交际应酬的时间全用在了读书、体察民情、画竹子上。他不是不会拉关系，是他不屑。

他说过一句千古名言：“难得糊涂。”其实，他比谁都清醒。那些整天称兄道弟的人，大难临头各自飞；他这个不合群的“怪人”，却敢在灾荒年月，拿命护住一方百姓。他不是没有立场，他的立场就是：百姓碗里有没有饭，孩子能不能念书。

罢官以后，郑板桥定居扬州，依旧卖画糊口。他住在城北竹林寺旁一间破屋里，粗茶淡饭，一身灰布长衫洗得发白。活到七十三岁，身边没有什么金银细软，只有几卷诗稿、一方砚台，和满院子的竹子。

死前，他交代：“我死了，不用棺椁，一领芦席，埋在竹根底下就行。”没有葬礼，没有排场。攒了一辈子的钱，早就全抖落干净了，喂进了那些饿着肚子的百姓嘴里，塞进了念不起书的穷孩子手里。

他走的那天，扬州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手里举着他画的竹，眼里淌着泪。

有人骂他一辈子“疯子”。可那个年代，最疯的人，往往才是真正清醒的人。他把所有底牌都亮在明处，把整颗心掏给天下人看。看起来很傻，其实比谁都明白这世间反着穿的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