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贝尔格（Jozef Berger）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一段往事。1937年末，他被关押在西伯利亚索洛维茨劳改营时，从布哈林的追随者亚历山大·艾亨瓦尔德（Aleksander Aichenvald）口中听闻了一番内情。就在受审前夕，尼古拉·布哈林曾与艾亨瓦尔德进行了长达五小时的单独对质。审讯结束后，二人获准在无人在场的情况下道别。彼时，布哈林正在囚室中撰写他人生最后一部著作。弟子问起书的内容，布哈林答道：“探讨人的本质。” 他接着说道：“我们不该再执着于意识形态、经济与政治，应当倾尽心力去探寻生命的意义与目的。”艾亨瓦尔德听闻此言，错愕不已。

1936年2月，布哈林率代表团前往巴黎，商议收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文献档案。这批档案此前由尼古拉耶夫斯基（孟什维克Boris Nikolaevsky）应德国社会民主党之请，从柏林转运而出。莫斯科方面开出优厚条件，但谈判持续两个月，最终毫无进展。不过这场名义上的官方交易，却为布哈林与尼古拉耶夫斯基私下频繁会面提供了合理掩护。尼古拉耶夫斯基几乎每次会面后都会写下笔记。

布哈林直言自己与斯大林的关系“极差”，这足以说明他心知险境；可谈及苏联新宪法时，他又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欣喜：“整部宪法都是我亲笔起草，拉杰克（Radek）只是略作协助。我此番前来巴黎，正是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如今文本正在付印。从今往后，民众将拥有更多话语权，再也不会被无视。”无论心境是喜是忧，他翻来覆去总在强调两件事：必须组建第二个政党，以及亟需以“无产阶级人道主义”涤荡革命事业中的积弊。

他提出，新组建的政党不必对抗现有体制，只需倡导变革与改良；成员可以主要吸纳知识分子，以此避免破坏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至于“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布哈林亲眼目睹了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一幕幕惨状。这场运动带来的苦难，甚至远超内战时期那些虽残酷却无可避免的暴行，这让他对国家前途忧心忡忡。大批共产党人的精神遭到扭曲与摧残：经历过集体化的种种乱象后，他们没有走向崩溃，反倒蜕变成专职官僚，将恐怖统治视作治国常态，沦为唯上命是从的奴仆，把绝对服从奉为至高美德。“他们不再是活生生的人，只是一台巨型凶戾机器上的零件。这才是最大的隐患，也正因如此，推行无产阶级人道主义刻不容缓，唯有如此，才能阻止苏联沦为铁靴下的国度。” 

布哈林情绪激昂，一遍遍固执地重申这些观点。尼古拉耶夫斯基忍不住打断他：“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全名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你所倡导的，本质就是回归《十诫》，这早已不是什么新主张。”布哈林沉思片刻，反问：“你认为摩西定下的戒律已经过时、脱离时代了吗？”尼古拉耶夫斯基答道：“我并非说它陈旧，只是这套准则已存在五千年之久。难道时至今日，我们才要把《十诫》当作全新真理吗？我们难道走到了这一步？”布哈林沉默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