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为中国人民谋幸，一生有九不怕：
一、天不怕
二、地不怕
三、鬼不怕
四、死人不怕
五、官僚不怕
六、军阀不怕
七、地主不怕
八、资不家不怕
九、不怕侵略者
毛主席一生这九不怕，都是为了让中国人民早日站起来，都是为了让中国早日过上好日子，好了再好，不能止步。



1949年9月，北平的会场里，一份要被举手通过的文件压住了许多口号。
纸面很安静，字也规矩，可字碰到的地方，都是旧中国压了许多年的硬茬。谁有地，谁没地；谁能开厂，谁能把银行抓在手里；外国人的特权还算不算数；一个普通人碰到官署，还要不要先把头低下去。

会场里的纸声不响，却碰到了这些旧账。

毛主席说一生有九不怕。天不怕，地不怕，鬼不怕，死人不怕，官僚不怕，军阀不怕，地主不怕，官僚资本家不怕，侵略者不怕。话说出来像铁，落到现实里还要经过许多关口。旧社会最会折腾人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让人挨饿、欠债、失地，还让人相信这些事天生如此，祖上如此，官府如此，洋人来了也只好如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在1949年9月。
会场里坐着共产党人，也坐着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海外华侨代表。这个场面没有戏台上的热闹。它更像一张刚铺开的桌子，许多人的手第一次按在同一张国家草图上。

旧政治习惯关门，门一关，百姓在外面等命令。这里偏要把不同来路的人放到明处，让新国家先接受众人目光。

“怕官僚”说到根上，是怕事情永远在上头转，转完以后砸到下面。
政协会议让代表进去议事，这一步很笨，也很慢，可慢有慢的用处。一个从战火里走出来的国家，若还靠密室和脸色办事，旧衙门换块牌子也照旧压人。毛主席要破的，正是这种看不见门缝的权力习惯。

《共同纲领》在会上通过，并在一段时期内起临时宪法作用。
这个文件把新政权的方向压得很实，人民权利、经济政策、民族关系、外交态度，都落成条文。它把旧中国几类最会吃人的东西写进处理范围。官僚资本要收归人民国家，帝国主义特权要废除，土地制度要改。字面不凶，落下去有重量。

地主不怕，要落到田里才算数。
许多农民怕地，听着怪，其实一点也不怪。地在那里，犁也在那里，人一年到头弯着腰，收成却常常要先走进别人的仓。租、债、族权、乡里势力拧在一起，谁想动一动，身边就有眼睛盯着。

1950年6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公布，事情开始从文件往县乡压下去。旧契约不再像过去那样硬，土地关系被重新摆到人民政府面前。

官僚资本家不怕，也要碰到钱袋子才算数。旧中国有些资本旁边站着权力，后面牵着银行、工矿、交通和政府关系。普通工人看见的是厂门，农民看见的是税和价，隐蔽的线却伸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新政权接收官僚资本，触到的远不止几间厂房，还包括少数人靠权力攥住的经济命脉。这个过程不会轻巧，厂里要开工，账要查，人要留，机器也不能停。

侵略者不怕，听上去最像硬碰硬。
可1949年的中国很穷，很多地方还没有从多年战争里缓过气。毛主席面对的是账面很薄、边境很紧的现实。

外部压力来时，粮食、钢铁、运输、军队、外交，都跟着一起紧。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一个新国家刚把门板立稳，就被迫看向边境。怕不怕侵略者，到这里没有余地，只能拿国家安全和人民日子一起扛。

死人不怕，并不等于冷血。死人太多了，革命胜利并没有把悲痛抹平。许多家庭少了人，许多地方埋着无名者。可活人不能一直跪在死亡前面。毛主席那种不怕，常常带着一种硬忍。人已经牺牲，留下的事还得办。会议要开，法令要出，土地要分，边境要守。

新中国没有资格沉在哀伤里太久，哀伤一停，日子还要往前推。

天不怕，鬼不怕，听着像性格，其实也连着治理。过去灾荒一来，常有人把苦推给天；旧规矩压人，又常搬出神鬼和祖宗。人一旦认命，压迫就省事了。新政权早年要办扫盲，要改婚姻制度，要建基层政权，要把法令送到村庄里。识字的人多一点，文书就少一点吓人的本事；妇女能自己决定婚姻，家门里的旧绳子就松一点。

这九不怕，若只当作毛主席个人的胆气，分量会轻。
胆气若只在一个人身上，终究会散。1949年前后的难处，是把这种硬劲放进新国家的筋骨里。政协会议、《共同纲领》、土地改革法、抗美援朝，几件事相隔不远，压过来的方向却不同。有的来自田地，有的来自工厂，有的来自边境，有的来自旧官场留下的习气。

人民要站起来，就要在这些地方一寸一寸站。

会场里的表决结束后，文件会被收起，印发，传到各级机关，再慢慢进入县城、乡村、工厂和部队。纸页离开桌面以后，才开始遇到难缠的东西。旧地契、旧账本、旧官气、旧特权、边境枪声，都不会因为一句话立刻退开。

北京城里的灯照着会场，也照着门外还没完全松开的生活。
有人把文件夹在胳膊下走出去，夜色压着街面，新的事还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