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公平，普通人绝不可退让的最后堡垒
高考长期以来被普通家庭视为公平的上升通道，任何特权行为都会引发公众强烈反感。但在民国时期，大学录取制度呈现出另一种景象，常被一些人拿来宣扬所谓“个性化选拔”的灵活性。例如，1929年，钱钟书报考清华大学，数学只考了15分，却因国文和英文成绩突出，被校长召见后录取。这一故事经常被用来证明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合理性，但事实是，当年清华外国语文系本科的录取标准是算学分数5分以上，总平均分40分以上，钱钟书的录取并非真正破格。
民国大学招生确实存在破格录取的案例，但普通人将自己置身于这种特权情境，往往只是意淫式的想象。对于寒门子弟来说，大学招生远没有宣传的那样浪漫。民国高校普遍采用自主招考，各校自行命题、评阅、制定录取标准，灵活性极高，但往往并非为普通学生准备，而是为上流社会子弟打开方便之门。
特权与冒籍现象
1929年，南开学校明确提出对捐资人子弟予以优待入学，高官子弟依靠手中权力走后门也屡见不鲜。1935年前后，冒充蒙、藏、康、水等边疆籍身份违规入学的现象相当严重。在各大国立大学中，北京大学收录贸籍顶替者数十人，清华大学12人，北平师范大学8人中只有2人是真正随机入学。学校虽设置严格审查，但一般家庭无法跨越这些障碍，而身居高位者通过户籍和推荐信轻而易举获得入学资格。
民国大学招生的另一种不公平体现是认可中学制度。部分高校如燕京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苏州东吴大学、南京金陵大学等，允许认可中学毕业生凭推荐信和毕业文凭免试入学，而这些学校多为贵族中学，普通家庭子弟难以进入。1936年统计显示，全国108所正规高等院校中，上海、北平、天津、广州、南京等城市高校占全国67.7%，学生人数约占总数80%。当时，大城市中学一年学费200~300元，而普通工人工资仅10元/月，寒门子弟即便依靠亲族资助，也难以跨越这一门槛。
改革尝试与失败
抗战爆发前，民国政府曾尝试统一招生。1938年，教育部颁布统一招生办法，设立招生委员会，推行统一标准，第一批22所院校参与，次年增加至28所。统一招生旨在压缩灰色空间，但各大学坚持自主招生传统，反复扩大自主名额。更关键的是，教育部本身也存在特权行为，例如允许各省教育行政部门保送高中会考成绩优异的学生，名额上限为及格学生总数的15%，存在大量操作空间。
1939年，保送制度弊端明显，教育部开始压缩保送名额，将比例降至10%，并取消国立中学保送权，但学校仍试图恢复自主权。到1941年，统一招生被迫暂停，恢复各校自主招生，以抗战和交通困难为由，原有免试名额恢复。民国政府改革彻底失败，面对地方利益集团和官僚体系的特权勾结，任何约束都显得无力，而官员本身是最大的特权集团，使改革注定无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