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敦煌莫高窟，一个道士守着佛窟，这事儿听着就透着几分古怪。

王圆箓就是这个道士。他没念过什么书，逃荒出来的，在军队里混过几年，后来出了家。可他出的不是佛教，是道教。一个玄门道士，跑到佛教的地盘上当了“窟主”，说白了就是个看庙的。

1900年6月一个热得要命的早上，他雇的伙计杨某在16窟的甬道里歇脚，抽完一锅旱烟，随手在背后的墙上磕了磕烟灰。就这一下，不对劲。那堵墙的声音是空的。

俩人掌灯往里一照，全傻眼了。

里面是个不到8平方米的小耳室，地上、架子上、墙角的缝隙里，全是成捆的经卷和画轴，堆得满满当当。有些绢画的颜色还没褪尽，佛像上的金粉在灯火下晃眼睛。

这就是后来编号的第17窟，也就是让整个世界都眼红的藏经洞。

王圆箓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想发财，是想上报。他徒步走了50里路，赶到敦煌县城，气喘吁吁地捧上两卷经文给县令严泽。

严泽随手翻了翻，说了一句“这不过是些发黄的废纸”，就把经卷丢在案角上。那两卷经文后来被茶水泡了，字迹都模糊了。

王圆箓不死心。1902年来了个新县令汪宗翰，他又跑去了。这次汪宗翰亲自到莫高窟看了一遍，挑了几卷带走，留下一句话：“就地封存，你好好看着。”

怎么封存？拿什么看？没人告诉他，也没人给他一文钱。

他下了狠心，赶着一头瘦毛驴，驮着两大箱子经卷，从敦煌走到肃州，整整800多里戈壁滩。路上毛驴的蹄子陷进沙子里，他一边骂一边拽缰绳，差点没死在半道上。

到了肃州，他把经卷捧给道台廷栋。廷栋翻了一遍，说的话比戈壁滩的风沙还噎人：“这些字，还不如我写的好呢。”

他甚至给慈禧太后写过信，跟石沉大海一样，连个响儿都没有。

1904年，省里终于来了个批示，还是那几句车轱辘话：“就地保存。”这帮当官的不知道，让一个不识字的老道士保管五万多件千年文物，跟让一个三岁孩子看金库有什么区别？

这时候的王圆箓，守着金山挨饿。窟子快塌了，他得修。伙计们的工钱，他得付。香火钱就那么点，他能怎么办？

他开始了漫长的、小心翼翼的“以物易物”。谁出钱修窟子，他就给人几卷经卷。在他眼里，窟子比那些发了黄的纸片子重要——窟子塌了，香火就断了，他就没饭吃了。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了。这人走南闯北，眼光毒辣。他一进藏经洞就知道，这堆“废纸”是无价之宝。

可王圆箓不松口。斯坦因的翻译蒋孝琬出了个主意。他们发现王圆箓最崇拜唐僧玄奘，于是就编了一套话，说斯坦因是玄奘的信徒，一路从印度追过来，要把经书“送回原处”。

王圆箓信了。

连续七个晚上，后半夜，斯坦因的人借着月光，一捆一捆地把经卷搬到帐篷里。王圆箓白天就跑到敦煌城里闲逛，假装什么都不知道。等他回来，斯坦因已经把东西打包好了。

四锭马蹄银，换走了24箱子无价之宝。

这事他干得小心翼翼，好像自己也觉得心虚。可第二年，法国人伯希和来了。这人更厉害，精通汉文，在藏经洞里泡了三天，翻遍了所有文献，专挑最有价值的拿走。五百两白银，六千四百件精华。

更气人的在后面。1909年，伯希和路过北京，给几个中国学者看了几件敦煌卷子。那几个学者当场就哭了——不是激动的，是气的。他们这才知道，自己家地底下挖出来的宝贝，早被人家搬空了。

清政府这才慌了神，拨款六千两白银，命甘肃官府把剩下的经卷全部运到北京。可这笔钱，从上到下，经手的官员谁不咬一口？押运路上，每到一站就丢一批。到了北京，数万件文书只剩下八千多件。

王圆箓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咬着牙说：“官府搬我的经卷，跟割我的肉一样。”

1931年，这个湖北逃荒出来的穷道士死了，就埋在莫高窟跟前。而藏经洞里那五万多件文书，如今散落在伦敦、巴黎、东京、圣彼得堡的博物馆里。

直到今天，网上还有人吵：他到底是个罪人，还是个背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