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因刘亚楼逝世深感痛惜，哀叹失去一位贤良战将，追悔当年批评太严厉不留情面！
1951年深秋的一个清晨，鸭绿江畔仍冒着淡雾，一位年轻飞行员抹去护目镜上的雾气，冲着跑道尽头的指挥车喊了一句：“司令员，我们还能追出去吗？”车门拉开，刘亚楼下车，只说了五个字：“战法先胜器。”技师张口结舌，随后用力点头；旁边的翻译顾问小声嘟囔：“这是把难题丢给我们呀。”三句对话落下，随即掩没在发动机的轰鸣里。
当时的中国空军刚满周岁，装备和油料皆依赖外援，飞行员累计飞行时数不足百小时，却要迎战自空母起飞的F-86。外界多半以为这支“新生雏鹰”撑不过几个月，刘亚楼却另有打算。他不盲目追求在技术上全面赶超，反而把目光盯在战法——这项成本最低却见效最快的“软装备”上。他让作战科把美军航迹、射击距离、天气参数逐条归档，再把苏联顾问传授的高空编队要领简化为“近距、尾追、斜上升”三句口诀。飞行员们回到宿舍写满本子，第二天一清早又去东北某处的简易靶场演练。短短数月，志愿军空军便在清川江、炭峙洞空域击落美机十余架，禁飞线被硬生生推回数十公里。外界惊呼“米格走廊”，其实更该叫“刘亚楼的算盘”。

筹建这支空军时，刘亚楼只有两张底牌：一本《伏龙芝军事学院学员证》和东野总参谋的功课笔记。1949年春，他受命在西苑一排平房里画出指挥机关的雏形：作战、情报、训练、后勤四大处室，全部由陆军干事客串，连电话都要从通信兵借。有人劝他缓一缓，再等装备齐全再说，他却把几位经验尚浅的青年飞行员叫到办公室，拍桌子：“链条先接上，边干边补，慢一步就要多流血。”那种干脆利落，在当时的艰难岁月里生出罕见的乐观。
抗美援朝胜负未决，他又把眼光投向更远的南海、东海和台湾海峡。1954年初夏，空军调集数个歼击师轮值东南沿海。夜间防空却几乎是空白，台军改装的B-26时常低空潜入，广州、福州上空警报声不断。刘亚楼在作战会议上摊开敌机航迹图，只留下一行批注：“盲区即缺口，必须补。”随后，他把雷达三站改编为一体式网络，要求飞行员在黑夜里练“缝隙截击”。最初三个月，拦截成功率不足两成，舆论质疑声起。刘亚楼却坚持“先让飞行员心里有底，再谈命中率”，第四个月，杭州湾外深夜击落一架RB-57，台湾空军从此不敢再长驱直入。

聚光灯最亮的时刻过去后，真正的考验却在日常。统计表显示，刘亚楼一年中有两个节假日留在家里，其余要么在指挥部，要么在机场。操劳过度带来的隐忧，从1959年就已出现，肝区隐痛被他当作“胃寒”压下。1964年随政府代表团到罗马尼亚洽谈军事技术援助，晚宴刚散，他腹部剧痛，仍坚持完成次日会谈，把记录本塞给随员：“这些数据回去还得对口试验，别丢。”回国后不到一周，他住进协和医院，确诊为肝硬化失代偿。
病房里依旧堆满作战简报和技术图纸，连护士都感慨：“这哪像病房，分明是战情室。”王秉璋前来劝他休息，刘亚楼反问：“如果今天敌机夜闯北京，你拦不住，算谁的账？”话音虽轻，却透出沉甸甸的责任。此时的他，不过55岁，身体却已被无数个彻夜不眠耗去最后的韧劲。

1965年5月7日15时45分，监护仪的曲线终于停在了静止的一刻。噩耗传抵中南海，正在办公的毛泽东摘下眼镜，沉默良久，吩咐：“要把空军的事接着干好。”周恩来连夜致电空军机关，慰勉全体指战员。北京往南八百公里外的上海华东医院门口，警卫列队，翟云英捧出一封染汗迹的手稿，那是刘亚楼在病榻上修订的《夜间防空射击十条》，她轻声嘀咕：“这是他最后的牵挂。”纸页最终被交给空军档案馆，成为日后训练教材的初稿。
很多年以后，曾在鸭绿江上空执行过任务的老飞行员回忆：“我们那时觉得，天黑得可怕，可只要听见指挥频道里他的声音，就像天亮了一样。”这句朴实的话，道尽了一位开国将领对新军种的价值——他把个人健康、甚至生命，都转换为中国天空上的第一道防线；而这一道线，后来延伸为让国人安心的浩瀚苍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