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死后只留下两万五千两白银，李鸿章据说留下了数百万金。

两家后人，走出了截然不同的路。李鸿章的后代多数移居海外，在美国、香港、新加坡经营钢铁、银行、矿业，跻身亿万富商之列。而左宗棠的曾孙左景鉴，3岁丧母，9岁丧父，家里一无田产二无积蓄，连读书的钱都凑不出来。但偏偏是这个人，后来做了一件让许多人说不出话来的事。

左景鉴1909年生于湖南湘阴，是左宗棠次子左孝宽的孙子。父母相继去世后，他由姑母抚养。14岁靠姑母接济，考入长沙明德中学，校长了解到他的困难，特批减免了学费。这个起点，和李鸿章后代所继承的商业网络与海外资产，差得不是一点半点。

但左景鉴没有停在这个起点上。1929年，他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先在南京金陵大学读完三年医学预科，1932年回上海本部，1937年毕业，拿到医学博士学位。同年，《申报》刊载了那届16位毕业生的名单，左景鉴在列。

毕业当年，抗战全面爆发。左景鉴没有留在后方，而是加入国际红十字总会救护医疗大队，担任第38医疗队队长，奔赴淞沪会战前线。此后辗转上海、南京、南昌、桂林、广东，在战地救护中度过了整个抗战。他在桂林与同为医护人员的龚之楠结婚，1940年生下长女左焕琛，孩子出生时炮火未息。

抗战胜利后，左景鉴回到上海，进入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工作，后升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华山医院副院长、中山医院副院长。他专攻腹部外科，20世纪60年代与黄家驷、裘法祖、吴阶平并称中国外科"四把刀"，这四个人是当时中国外科界公认的顶尖人物。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左景鉴报名参加医疗队。1952年，他作为第三批队员赴前线，被调往丹东参与大型中心血库建设。他与多位医学专家合作，研制出手提式血液保暖箱，解决了战地长途运血的保存难题。这个血库在无偿献血动员、血液质量标准制定等方面，是当时的开创性工作。

回到上海后，1954年，政府因他的工作业绩，分配给他复兴中路新康花园一套180多平方米的复式公寓。这在当时是相当体面的待遇。

然后他把这套房子交还给了国家。

1956年，国家号召沿海院校骨干支援内地建设，上海第一医学院抽调人员迁往重庆。左景鉴带头报名，负责前期筹备。1957年举家西迁时，大女儿左焕琛刚考入上海医学院，希望父亲留一间房供她在上海居住。左景鉴拒绝了，说要走就全家走，要带头就带好头，让女儿去学生宿舍住。公寓整套上交，一平方米没留。

左景鉴到重庆后，担任重庆医学院教授和附属第一医院首任院长，在医疗条件远不如上海的环境里，亲自主刀完成重庆市首例晚期肝癌肝左叶切除手术，术后患者健康生活了十年。他还指导学生完成重庆第一例胰十二指肠切除术。此后在重庆一待就是四十年，从未向组织提出回上海的申请。

1996年，左景鉴已年近九旬，思念上海。他的表哥背着他，给上海市委写了一封信，希望为左焕琛协调一套低楼层住房，方便老人回来居住。市委秘书长把信转给了左焕琛——此时她已是上海市副市长。左焕琛以房产紧缺为由，拒绝了这个请求。父亲最终没能回到上海。

1997年5月，左景鉴在重庆病逝，享年88岁。遗嘱交代：丧事简办，不立碑，不占地，骨灰撒入长江，"让东流的江水把我带回上海去"。

左宗棠当年写过一副书房联："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这句话他23岁写下，53岁又写了一遍，当成家训。左景鉴没有继承任何财产，但这句话他用一生兑现了。李鸿章的后人在海外积累的是财富，左宗棠的曾孙在重庆积累的，是另一种东西，很难用钱来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