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底登陆前，美军几乎掏空了全美制药家底，也只凑出18公斤青霉素。

这18公斤，折合3000亿单位，是1944年6月盟军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随身带上的全部抗感染底牌。听起来不少，但放到那场动员了将近300万人的登陆战里，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更荒唐的是，这已经是美国能拿出的极限。

青霉素的发现其实不晚。1928年，弗莱明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发现了青霉菌的溶菌现象，但他没能解决提纯问题，研究就此搁置。真正把青霉素从实验室推向临床，靠的是弗洛里和钱恩在1940年完成的提纯工作。两人随后赴美寻求工业支持，辉瑞等制药企业开始探索深罐发酵法。

但从实验室到量产，这条路走了整整两年多。美国直到1942年3月才首次用上商业生产的青霉素，战时生产委员会随即介入，给予参与生产的21家企业最高优先级的物资配给，仅次于原子弹计划。即便如此，1943年全年的产量仍然极度有限，10月才签订标准军方采购合同，在此之前一直是实验性采购。

物以稀为贵，这四个字在1943年的美国是字面意思。当年黑市上，一支40万单位、仅0.24克重的青霉素，价格高达200美元。而那个年代的细菌几乎没有耐药性，一两千单位就能救一个伤兵。也就是说，这支小小的针剂，理论上可以救两三百个人，却被人用两百美元的价格在黑市上倒卖。

与此同时，战场上缺少青霉素的代价，是用人命来计算的。

1939年10月，白求恩在河北涞源摩天岭抢救伤员时，左手中指被手术刀割破。他没有停下来，继续赶赴前线。伤口发炎后，他又在手指未愈的情况下为一名患丹毒合并蜂窝组织炎的伤员做手术，伤口遭到致命感染，发展为脓毒败血症。11月12日，白求恩在唐县黄石口村去世，年仅49岁。

那时能用的只有磺胺类药物。磺胺有肾毒性，会导致结晶尿和血液系统损伤，对已经全身性扩散的败血症效果有限。青霉素在1939年还只是论文里的概念，距离中国战场更是遥不可及。

中国自己研制青霉素的努力，比外界知道的要早得多。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中央防疫处从北平南迁，最终落脚昆明西郊滇池畔的荒滩。汤飞凡带着二十余名工作人员，在仪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重建实验室，每周在家中举行读书会，追踪国际微生物学进展。1942年秋，读书会上有人从医学论文里注意到青霉素，研制随即启动。

菌株是最大的拦路虎。团队从旧衣服、水果、古钱、土壤里一一筛查，寻找能产青霉素的菌株。突破来自一双旧皮鞋——同事卢锦汉长期未穿的皮鞋上长出了霉斑，汤飞凡从中分离出一株高产菌株。这是中国第一株青霉素菌株。此后经过上百次试验，1944年9月，昆明中央防疫处生产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共5瓶，每瓶5000单位。

几乎同一时期，延安也在做同样的事。德国医生傅莱在延安柳树店的窑洞里，用极为简陋的设备研制青霉素，1945年5月制出粗制品，用于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的伤员救治。

但实验室能做出来，和工业化量产完全是两回事。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曾与美国谈判引进青霉素生产技术，计划未能落地。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3月，上海青霉素实验所建立，由童村主持。1951年4月，实验所试制成功青霉素钾盐。1953年5月1日，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

真正让中国青霉素实现规模化的，是1958年。华北制药厂在石家庄建成投产，当年产量达到91吨。这是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从此中国青霉素不再依赖进口。

从一双旧皮鞋上的霉斑，到年产91吨的制药厂，中间隔着十几年的战争、谈判破裂和工业从零起步。而在大洋彼岸，美国人为了诺曼底登陆凑出那18公斤青霉素的同一年，昆明的实验室里，中国人也已经在自己的霉斑里找到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