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八路军一营长叛逃，杀害200多名干部群众，最后被战士五枪击毙于市区
1942年夏末，清河区公安局的油灯亮了一夜。外间虫声不断，屋里却没人抬头，桌上的麦秸地图被手掌磨出一层油光。韩洁石盯着那条通向邢姚镇的狭巷，说：“就这儿，明早集。”一句话，定下了除叛的最后方案。
要收网的人叫吴吉亭。5年前他还是八路军山东纵队一旅一团一营营长，曾跟着马保三在胶东硬仗连番，打过黄崖关，也扫过清洋河。枪法准，腿脚快，识字又会带兵，谁都没想到他会变节。可纪律的绳子一旦束不住人心，再亮的枪也可能调转枪口。1941年冬，鲁南抗大整风，吴吉亭因打牌、酗酒、侵吞公粮三度受罚，索性一走了之，夜色里越过封锁线，投向张景月的国民党军政工团。

新东家把他捧成“政工团”团长，专职围剿根据地。两个月后，浊北村的炊烟被枪声击散，200多名男女老少倒在残雪上。北河村村长程震远是那场血案里最先中枪的人，三声短促枪响过后，吴吉亭砍下人头悬挂树梢，命令吹号示众。那些天，寿光一带夜里鸡犬不安，党支部被迫转入地下，交通员不敢走大路，群众心里像压了块石头。
叛徒凶名逼得清河区委下决心收拾残局。公安局牵头，县大队抽调十几名老兵，先装成挑盐商，数次进镇探路，边摸排边争取内线。李树桐，一位在邢姚镇开杂货铺的老商号，被秘密争取过来。他点着旱烟对侦察员嘀咕：“明早辰时，他准去南口吃油糕。”这一句话，成了指针。

第一次动手并不顺。9月6日拂晓，小组潜入酒肆，见吴吉亭却带着一个班的警卫。子弹上膛却没扣动扳机，只好撤。有人急了，低声埋怨：“老虎不发威，当他纸猫？”带队的赵文卿回敬一句：“活捉更难，别打草惊蛇！”这几句唇枪舌剑，把紧张气息推到顶点。
两周后，赶集日再到。前夜，队伍染黑脸，换了短褂草帽，混入圩场。吴吉亭果然独自坐在摊前，正折一块油面炸糕。五枚子弹几乎同时出膛，枪声似鞭炮，镇口百姓只见那人扑倒在灰尘里。搜身发现一封急件和一支驳壳枪，信里写着下一步潜伏地点，可惜再没机会启封。

枪响不到一刻钟，便衣已散入人群，留下一地惊呼。老乡们并未蜂拥围观，只远远点头，嘴里念一句：“天有眼。”没有喧哗，没有鼓掌，只有市场买卖的喧嚣慢慢复起。事后，公安局把那封急件里的网点名单交给区委，连夜布控，又拔掉了几处暗桩。三个月内，被破坏的两处党支部重建完毕，失散的青壮重新回队，大车小车把粮食往根据地里送，驮得路面尘土飞扬。

这场锄奸行动看似只是五声枪响，背后却是数十天的摸排、心理战与群众策应。没有李树桐在暗处递送的那一句“油糕情报”，伏击便可能变成一场硬碰硬的街战。抗战年代，子弹固然重要，更紧要的是人心。叛徒最先砍向的，恰恰是这根系着军民命运的绳索；而公安的每一次成功，又把这根绳索重新缠紧。
吴吉亭的覆灭，并未马上抚平伤痕，却给清河平原带来喘息。纪律的弦因此拧得更紧：干部调训不再流于形式，政工会每月必谈心，战士出入凭证再三核对。也正因为如此，1943年以后，寿光、邢姚一带的隐患再难成气候，机枪与镰刀各归其位，麦浪与硝烟终于分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