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在青岛染上重感冒，连续数不愈，病情日渐严重，而西药治疗不见效果，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向主席推荐了一位老中医。
 
1957年，毛泽东从南京飞抵青岛，原本在南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因为天气太热，临时挪到了这座海滨城市，毛泽东这只来过青岛这一回，而且一住就是整整一个月。
 
他喜欢游泳，下午就跑去海水浴场畅游了一番，结果64岁的主席在水里泡了一阵，上来就着了凉。
 
起初谁也没当回事，觉得不过是普通感冒，可过了几天，毛泽东的病情非但没好转，反而越来越重，头晕、恶心、咳嗽，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随行的保健医生赶紧上西药，几轮药吃下去，效果几乎为零，这下所有人都急了。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跟毛泽东是老战友了，当年红四军政治部秘书、红一军团宣传部部长，两人交情深厚，眼看主席被感冒折腾得够呛，舒同脑子一转，西医不行，不如试试中医？他心里有个人选，山东名医刘惠民。
 
刘惠民这人，1899年生在山东沂水，祖辈三代行医，17岁拜师学中医，后来在奉天、上海跟着张锡纯、丁仲祜这些名家深造过。
 
抗战时期他还办过"国医救护班"，专门给部队和老百姓看病，此人医术了得，但有个特点，用药猛，喜欢以毒攻毒，一般医生不太敢这么干。
 
毕竟这位大夫开的药毒性不小，主席年纪大了，万一出事谁担责？舒同把顾虑转达给了刘惠民，刘惠民自己也不含糊，一再表示药方开好后，舒同的夫人石澜必须亲自跟着去药铺抓药，药必须由石澜亲手煎，煎好的药必须由石澜亲手端给主席，看着他喝完。
 
说白了，刘惠民是把整个用药流程交给了一个他绝对信任的人来把控，舒同听完答应了，还放话说自己吃过刘惠民的药，效果杠杠的，出了问题夫妻俩负责，毛泽东在病中听了这事，也笑着表示同意。
 
刘惠民给毛泽东做了详细诊断，判断是外感日久、表证未解、内热严重，中医叫"灯笼热"，他开出的方子是经典名方"大青龙汤"的加减，走的是表里双解的路子。
 
石澜当天就亲自去药铺抓了药，回来一勺一勺地煎，从发病到痊愈，前后也就三天，毛泽东后来特别感慨，这次两剂药就把病治好了，中医中药确实了不起，他还专门问起药方里一味叫酸枣仁的药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石澜给他解释：酸枣仁生吃提神、炒熟安神，生熟合捣入药，两种作用同时发挥，中枢神经一平衡，觉睡好了，感冒自然也就好了，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转头跟舒同说：“看看，你的夫人讲得多细，将来可以改行当医生了！”
 
 
刘惠民因为这次出色的表现，后来成了毛泽东出访苏联时的随行保健医生，1957年11月，毛泽东率团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特意点名带上刘惠民，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和米高扬都对中医的疗效印象深刻。
 
还有一件趣事，1959年冬天，毛泽东又感冒了，刘惠民再次出手，毛泽东问他"上火"怎么用中医解释，刘惠民讲了一通，毛泽东笑着说听不懂。
 
刘惠民回了一句：“西医学了中医，再用中医的话讲出来，主席就懂了，”毛泽东一听，站起来连声说对，关键就是西医要学中医，这句话后来直接推动了新中国"西学中"的顶层设计。
 
刘惠民1977年去世，享年77岁，生前任山东省中医院院长，一生看病不分贵贱，是真正的国医大师。

说实在的，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不是中医有多神，而是里面几个人做事的态度。
 
你看刘惠民，给国家最高领导人看病，他不是上来就拍胸脯说没问题，而是先把规矩立清楚，药谁抓、谁煎、谁监督，全给你安排明白，这不是拿架子，这是真负责任。
 
他知道自己的药猛，万一中间出了差错说不清楚，所以把每一个环节都锁死，这种医生，才是真正有底气的医生。
 
再说舒同，人家推荐了医生，出了事自己扛，一句"有问题我负责"，说得轻松，但你想想那个年代，给主席治病出了岔子，那是什么后果？他敢说这话，是因为他真吃过刘惠民的药，心里有数，这种信任不是盲目的，是建立在亲身经历上的。
 
还有毛泽东本人，生病的时候还能开玩笑，还有心思去琢磨酸枣仁为什么要生熟合捣，你说他不信中医吗？他信，但他不是迷信，他是真的在思考、在理解，后来他说"关键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这句话放到今天都不过时。
 
中西医之争吵了一百多年了，到现在还在吵，其实毛泽东早就把答案给出来了，不是谁取代谁，是互相学。
 
我觉得这个故事放在今天最大的意义就是，别把传统的东西一棍子打死，也别把新的东西当万能药，真正厉害的人，是两边都学、两边都用的人，刘惠民懂中医也支持西医学习中医，毛泽东信中医也用西药，这才是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