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6月13日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沙俄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外国公使可进驻北京、增开十处通商口岸，进一步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

一、签约背景
条约签订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兵临天津，清政府军事被动，被迫先后与英、法、俄、美四国签订《天津条约》。
沙俄并未直接出兵对华作战，而是以“调停人”身份周旋，借清政府急于停战求和的心理，不费一兵一卒逼迫清廷签下不平等条约，属于典型的外交讹诈。

二、核心主要内容
外交特权：俄国可在北京派驻公使，实现了沙俄长期以来想要直接对接清廷中央政府的诉求，方便其干涉清朝内政、威逼勒索。
通商贸易开放：增开上海、广州、福州、厦门、宁波、汉口、九江、南京等十处通商口岸，从东南沿海深入长江内陆，俄商可在通商口岸自由贸易、居住、租地建房。
关税与通商便利：俄国进出口货物享受最惠国待遇，关税议定，不能由清政府单方面调整；俄国船只可在长江各通商口岸自由航行。
领事裁判权：俄国在华人员若发生司法纠纷，不受中国法律管辖，由俄国领事按照本国法律审理，中国司法主权遭到严重破坏。
陆路通商特权：开放中俄边境多地陆路贸易，沙俄得以深入我国东北、蒙古地区经商渗透，为后续蚕食我国北方领土埋下伏笔。

这份条约暂时没有直接割让大片领土，但赋予沙俄在东北、蒙古通商、驻人、勘察的合法权利。仅仅两年之后，沙俄借着《瑷珲条约》《北京条约》，从中国割走外东北、乌苏里江以东、库页岛等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中俄天津条约》是沙俄北方领土扩张重要的铺垫。
通商口岸深入长江内陆，客观上加速了西方商品、资本、近代生产方式涌入内地，传统自然经济加速解体；同时也倒逼清政府后续开启洋务运动，被动走上近代化探索道路，但这种近代化是建立在国家主权不断丧失的屈辱基础之上。

《中俄天津条约》最具警示性的一点在于：军事孱弱之下，中立调停从来不是善意，而是趁火打劫的筹码。沙俄没有参与侵华战争，却依靠外交胁迫拿到和英法同等甚至更多的特权，为近代中国北方持续的边疆危机埋下长久隐患，也让近代中国彻底告别独立的闭关外交，被强行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