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洞里没暖气，三小时谈话冻得手发僵，可白求恩回去就改了主意。
他本来只打算在中国待几个月，看看情况，帮点小忙，走个过场。
结果4月1日从毛泽东窑洞出来，他把行李全搬到了晋察冀前线，再没提“回加拿大”。
白求恩来之前，在西班牙搞过流动血库，知道输血能救命，但更知道——没组织，技术就是摆设。
他在武汉看得很清楚：药堆在仓库，人躺在担架上等死，军官抽着烟问“能不能先救我表弟”。
他烦透了，不是烦人脏，是烦那套东西根本不让技术落地。

路上被鬼子追，几个农民用扁担抬着药箱跑，鞋底磨穿了，还替他捂着酒精瓶不冻裂。
他记在日记里：“他们不识字，可比谁都懂什么叫‘快点救’。”
这比什么报告都实在，他心里那杆秤，开始往延安那边偏。
见毛泽东那天，他带了张自己画的骡马运输图，毛泽东没看多久，拿起铅笔划掉一半，写上“每个县挑十个认字的民兵”。
白求恩愣了——他以为要谈设备、药品、手术室，结果对方直接点出：人，才是最要紧的器械。
聊到持久战，毛泽东不说“我们一定能赢”，只算账：“日本一吨汽油运到前线，要烧掉两吨汽油运油。”
白求恩当晚日记里写：“他说话像修表师傅，不讲快慢，只看齿轮咬得紧不紧。”

回去他就撕了边区给安排的单独窑洞申请，跟卫生员挤一间，炕沿上刻课程表，教战士认“止血”“消毒”四个字。
他画的急救图，用镰刀代替止血带，用灶膛火灰示意热敷温度，连不识字的老兵都能比划着用。
1938年11月他给毛泽东写信，说连队里已有“白求恩学生”，救活了三百多人。信纸边角还沾着碘酒印。
他最后病倒时，坚持让医生先给伤员开刀，自己等。
遗嘱里没提荣誉，只要求解剖遗体，把器官标本留给医学院用。
他说过：“医生的手不是拿证书的，是拿刀的；拿刀的手，得听命于土地和人。”

毛泽东后来称他为“一个高尚的人”，可白求恩自己从没这么说过自己。
他只是越来越信：一个人做的事，只要钉在实处，就不怕冷，也不怕死。
他死前最后一张药方，写的是“给二营七连缺碘的战士，补海带粉半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