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日军在南京召开宴会，军统特工詹长麟趁机混入其中，拿出了一包剧毒，悄悄撒进酒里。过了不久，几十名日伪军高官将毒酒一饮而下。

1939年的南京，距离那场屠城已经过去两年。

城墙上还留着枪弹凿出来的坑洼，街巷深处总能闻到散不去的腐朽气息。日本人踏碎这座城之后，到处都是弯腰讨好的汉奸，寻常百姓走在路上，听见皮靴声响就要往墙角缩。詹长麟每天待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做杂役，日日要低头伺候那些沾满同胞鲜血的人。

旁人只当他是个只求糊口的老实下人，没人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早已经是军统埋在敌营里的一枚暗棋。

南京沦陷那天，他亲眼看着整条街上的街坊倒在刺刀之下，孩童的哭声断在枪炮声里。刻骨的恨压在心底，军统找到他传递任务时，他没有半分迟疑，一口应下潜伏的差事。每日擦地板、洗杯盏、为来客温酒，他藏起眼底的戾气，把所有心思都熬成了隐忍。

六月初，他整理领事馆书房废纸的时候，翻到一封密信。

信上写，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留三郎即将抵达南京，领事馆要摆一场盛大晚宴，城内日军高层、伪维新政府一众汉奸首脑尽数赴宴。

梁鸿志、高冠吾那些靠着出卖故土换富贵的人，都会坐在同一张酒桌上。

詹长麟攥紧那张信纸，指尖泛白，趁着外出采买的空隙，悄悄把消息递送给城外军统联络点。

军统很快送来一小包氰化钾，白色粉末裹在粗糙油纸里，分量不多，却足够一坛黄酒带走数条性命。

上头反复叮嘱，宴会当晚由他负责温酒，寻四下无人的间隙将药粉融入酒中。为了保全家人，组织提前安排他的妻儿、弟弟詹长炳出城，藏在八卦洲乡下，只留他一人留在领事馆执行计划。

出发前一家人吃了顿团圆饭，桌上没有半点声响，没有人说笑，所有人都清楚，这一别，生死难料。

六月十日傍晚，领事馆挂满日式灯笼，暖黄的灯光铺满整个宴会厅。

日军军官穿着笔挺军装，高声谈论着侵占国土的战绩，汉奸们裹着光鲜绸缎长衫，弯腰附和讨好，酒杯碰撞的脆响混着刺耳的谈笑，飘满整栋小楼。詹长麟抱着大号绍兴黄酒坛走进后厨，后厨刚好只剩他一人。

他从贴身衣襟摸出那包毒药，油纸被手心的汗浸得发潮。

撕开纸角，白色药粉尽数倒进温热的黄酒里，他握着酒勺缓缓搅动，粉末无声融进琥珀色酒液，浓郁酒香盖过一切异样，肉眼看不出半分破绽。握着酒勺的手不停轻颤，不是惧怕死亡，是积压两年的悲愤，在此刻终于寻到一处宣泄的出口。

他把调好的毒酒分装到酒壶，稳稳端进宴会厅，挨个给在座宾客添酒。

厅里坐着数十名日伪军高官，没有人留意这个不起眼的下人。有人抬手接过酒杯，仰头一饮而尽，酒液滑入喉咙时，脸上还挂着志得意满的笑意。一杯接一杯毒酒送入众人腹中，詹长麟安静站在角落，垂着眼，不动声色观察席上所有人的模样。

不过半个时辰，宴席上骤然炸开一阵哀嚎。

最先倒下的是两名日本书记官宫下与船山，二人猛地捂住小腹，身体蜷缩在地，脸色迅速变成青灰，嘴角不停涌出白沫，挣扎片刻便没了气息。

紧随其后，席上大批宾客接连倒地，伪政府一众汉奸疼得满地打滚，哭喊声响彻整座领事馆。方才推杯换盏的喜庆场面，瞬间沦为人间炼狱。

现场日军瞬间反应过来，拔出腰间军刀封锁所有出入口，厉声呵斥所有人不准离开，挨个盘问馆内仆役。

詹长麟早算准了药效发作的时间，不等日本人上前盘问，他弯腰捂住肚子，一脸痛苦说腹中绞痛难忍，要去后院茅厕。看守的日军无心细查，挥挥手放他离开。

他快步绕开人群，翻过后墙，和早已等候在外的弟弟詹长炳汇合，二人不敢停留，沿着僻静小路直奔长江渡口。

二人渡江逃往江北徐家洼据点时，身后整座南京城已经响起连绵不绝的警笛与枪声。

日军全城紧急戒严，挨家挨户搜查詹家兄弟踪迹，抓不到主谋，便将詹氏所有亲友、街坊邻里全部抓捕关押。刑讯室里皮鞭、烙铁轮番上阵，日本人用尽酷刑逼问二人下落，一众乡亲受尽折磨，自始至终没有一人吐露半句线索。

远在江北藏身的詹长麟得知亲友受难，整夜无法合眼。

军统知晓此事后，特意以詹长麟、詹长炳的名义写了一封亲笔信，辗转送到日本领事馆。信中明明白白写清，投毒一事兄弟二人独自谋划，与所有亲友百姓毫无干系，若是日方再牵连无辜平民，二人不会善罢甘休。

这封信，总算稍稍稳住了日军，不少受牵连的百姓得以被释放。

这场金陵毒酒案很快传遍全国，重庆各大报纸连续刊登报道，大后方百姓听闻消息，无不拍手称快。

可制造这件震动朝野大事的詹长麟兄弟，只能常年隐姓埋名躲在偏僻村落，不敢与人深交，不敢暴露真实身份。漫长的逃亡岁月里，他们不敢轻易和家人相见，白日躲避日军搜捕，夜里靠着微薄干粮度日，终日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