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承诺反复动摇。2021年美军仓促撤离阿富汗，未与欧洲盟友充分协调，暴露美方决策的单边性；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以高达3690亿美元补贴本土清洁能源产业，却将欧洲企业排除在外，被欧盟视为“经济胁迫”，引发强烈抗议。

外交行动缺乏一致性。美国在伊朗核问题上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JCPOA），迫使欧洲在制裁与对话间艰难平衡；在乌克兰危机中，虽提供援助，但多次推迟关键军援、限制远程武器使用，令部分东欧国家质疑其长期承诺。

数字与技术治理理念冲突加剧。美国推动“清洁网络”计划施压盟友排除华为，又通过《云法案》单边调取境外数据，与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及数字主权主张直接抵触。

气候政策出现倒退。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协定》重创跨大西洋气候合作共识，尽管拜登重返协定，但国内立法受阻导致减排承诺可信度下降，削弱欧洲对其领导力的认可。

最后，对华政策强推“选边站队”。美国要求欧洲在半导体、5G、投资审查等领域全面配合对华遏制，忽视欧盟强调的“三重定位”（伙伴、竞争者、制度性对手）及自主对华战略，引发主权焦虑。

这些并非偶然失误，而是美国内外政策转向“优先本国利益”的系统性体现。欧洲由此加速推进战略自主——强化防务一体化（如“欧洲干预倡议”EI2）、加速能源去俄化与多元化、加快《数字市场法》《人工智能法案》等规则输出。失望背后，是跨大西洋关系从“天然同盟”向“有条件协作”的深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