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中秋前夕，张爱玲被人发现死在美国的公寓里，遗体早已冰凉。她身上仅盖着一张薄毯，身边堆满了纸巾。这个曾经写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的女人，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晚年竟真被这群“蚤子”逼得无处可逃。

1995年9月8日，洛杉矶罗契斯特街的一幢普通公寓里，房东推开门，发现租住在这里的老太太已经死去多时。

消息传出去，半个地球外的华文世界才知道——张爱玲死了。法医鉴定，她死于心血管疾病，大约在六七天前就已离世。身边没有亲人，没有朋友，连个送终的人都没有。

这一切，是她自己选的。

事实上，从1971年起，整整24年，张爱玲就切断了与外界的大部分联系。她不接电话，不回信，连姑姑的来信也要搁很久才拆。有人登门拜访，她只把门开一条缝，信从缝隙里塞进来，人绝不露面。她给自己定了一条铁律：过往的人，一概不见。

那个时代大陆正经历天翻地覆的变化，她在美国孤身一人，完全融不进去。丈夫赖雅瘫痪两年后撒手人寰，她彻底没了依靠。内心的创伤像一把钝刀，一刀刀剜着她的神经。她选择用“隔绝”来保护自己，不让任何人靠近，也不让任何人有机会伤害她。

但她的肉体，偏不肯放过她。

进入晚年，她的身体像一台锈死的机器，浑身是病。牙病、眼病、胃病、皮肤病、失眠症，轮番折磨着她。最可怕的是，不知从哪天开始，她总觉得身边有跳蚤在咬她。她怀疑是一种南美的品种，生命力极强，小得肉眼根本看不见。

于是，一场长达数年的“迁徙噩梦”开始了。

在洛杉矶3年多的时间里，她平均每周搬家一次，据说搬了一百多次家。她拖着唯一的行李箱，在汽车旅馆和廉价公寓之间来回流浪。为了行动方便，东西全扔光，从家具到衣物，从书稿到证件，能丢的全都丢了。她甚至因此弄丢了移民证件，彻底成了没有身份的异乡人。

那段日子里，她出门只能包头巾、戴假发，因为为了不让头发里藏跳蚤，她已经把头发剃光了。她只吃便利店买的馅饼和饼干，一次性碗筷用完就扔。她怕黑，也怕寂寞，不论白天黑夜都开着电视，电灯从没关过。

她唯恐别人找到她，连邮箱都用她祖母的名字“Phong”。一位台湾女记者搬到她隔壁，守株待兔一个月，终于在张爱玲出来倒垃圾时偷拍到了她——她形容那一刻：“如见林黛玉从书里走出来葬花，真实到几乎极不真实”。

庆幸的是，后来医生总算治好了她的皮肤过敏，跳蚤恐惧症也随之消退。1991年，她终于找到了一处固定的单身公寓，这也是她最后的住所。

她终于不用再跑了。或者说，她的肉身，已经跑不动了。

1995年秋，她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走进她的公寓，看到的景象让他永生难忘——房间空荡荡的，白色的墙壁没有悬挂任何饰品，唯一的家具是一张靠墙的行军床。床边堆着一沓纸盒，那是她的“写字台”，《对照记》和《小团圆》就是在这些纸盒上诞生的。浴室里没有毛巾，到处是用过的纸巾，大概最后她连拧毛巾的力气都没有了。

她躺在那张床上，头朝着门，穿着一生最爱的旗袍，手脚自然平放，面容安详，但“出奇地瘦”。包里装着整理好的身份证件和遗嘱——一切妥当，唯独没给自己留一点旁人的牵挂。

她去世后第七天，女作家水晶在悼念文章里写道：“张爱玲活的时候，怕人找到她；她死了之后，大家拼命找她，还是找不到。”

很多人想不明白，张爱玲晚年为何非要把自己活成一座孤岛。

可是她的一生，哪一天不是孤岛？

1944年，她将全部的热情倾注在胡兰成身上，换来的是他一而再、再而三的背叛。那个时代的炮火，炸碎的不止是她与胡兰成的婚姻，还有她对“安稳”的全部幻想。1956年，她嫁给美国作家赖雅，本想就此安顿，可赖雅很快瘫痪在床，没多久便撒手人寰。

她太冷了，冷到不再奢望任何人的体温。

晚年的张爱玲不是被迫孤独，而是主动将自己从所有人的等待名单上划掉。那些常年闪烁着寒光的日光灯、那一堆堆用完即弃的纸巾、那扇只肯透出窄窄一道缝的门——都是她的盔甲，也是她的墙。

她在自己亲手建起的孤岛中，不是很安稳地过完了后半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