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蒋介石竟派遣陈毅自己的警卫员刺杀他，陈毅淡然回应：我就在这里等着他！
1949年深秋的一个清晨，黄浦江面雾气翻卷，邮轮汽笛声此起彼伏，这座刚摆脱战火的城市却还来不及舒口气。码头仓库里，人们忙着清点被国民党带走的外汇漏洞，街巷口的布告栏上贴满了征收军火、登记房产的通知。城市表面看似平静，暗处却暗流涌动——对陈毅的刺杀指令此时正躲在短波电台里低声回响。
上海在全国版图里的分量无需赘述：金融中心、进出口大口岸、三百万工人和商贩的生计都系在这里。新政权越想让它尽快复苏，蒋介石越要把它搅乱。保密局长毛人凤据说在台北作过一张“奇袭图”，红圈标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陈毅。何以选中他？因为陈毅既是新政府派驻大上海的最高行政长官，又是老红军元帅，若能除掉此人，足以动摇民心。

执行人里最惹眼的，是刘全德。十多年前，他还是红军二纵队的警卫兵，19岁时天天跟在陈毅身后递茶端饭。1935年，行军途中被军统活捉，他先在牢里挨了一顿板子，随后被诱以官爵金条，转身便穿上了军统的蓝呢制服。在毛人凤眼里，这类对红军路线门儿清、又背负投敌污点的人，正是天然的隐秘武器。
刘全德登陆选择了杭州。他化名“刘向民”，摇着肩挑糖担，上岸第一件事不是找住处，而是设法联系原上海潜伏网。他明白，刺杀不在于手里那把勃朗宁，而在于获取目标行程表。赵自强、姜冠球、史小峰等旧线人被他逐一敲开大门。“只要把任务完成，台湾那边会给新身份。”刘全德轻声诱说。姜冠球却心中打鼓，答应留宿，却暗中递出一封匿名信。

上海公安局长李士英收到密信，立即召集专案小组。深知“线多不如点准”，他们没有大张旗鼓地清查，而是布下一张密不透风的网。陆仲达最先摸到刘全德的落脚点，却只来得及看见一个削瘦的背影跃窗而出，“像猫一样没声儿”，他后来形容道。目标失而复得，专案组决定换招：以人换人，用情报换耐心。
高激云在法租界的一家小酒吧找到突破口。他与史小峰早年混迹滩头，假装醉意，拍着对方肩膀：“老史，老刘这趟回来，可别出乱子。”十来个字听得史小峰脸色骤变。当天夜里，他独自赶到派出所。公安干警没有急着行动，而是让他把刘全德约到家中再谈。“兄弟，咱们的好日子在不远处。”刘全德刚跨进门，就被蜡黄灯泡下的几个身影摁住。手腕翻转处，他的袖口里滑出一支袖珍手枪，子弹上膛，尚未来得及扣动。

审讯记录显示，刘全德掌握的暗杀方案至少四套：近距离爆破、市政车队撞击、餐桌下毒以及狙击。陈毅被重点标记的路线从市政府大楼到愚园路私宅，每天时间差不离十分钟。方案里甚至细到路灯哪一盏坏，哪段路面有暗坑。如此精密的布局，却毁在几封群众来信、一次误判的推门声。
上海反特的手法简单却有效：情报网扎根于菜场、码头、里弄会馆，警察局只是最后的收网者。特务要靠人脉生存，恰恰也暴露在最普通的街坊之间。接连两个月，公安局先后处置二十余名持枪破坏分子；朱山猿的“特别行动队”在苏州河畔全数落网；潜入途中被押返的安平贵、欧阳钦甚至连目标长相都没看见，就成了口供来源。

有人问陈毅是否担心，他把帽檐压得低低的回一句：“就让他们来，我又不曾欠他们账。”这话后来被传得神乎其神，其实现场别无旁人，只一位贴身警卫听见。陈毅更多的精力仍放在米价、木材、运河疏浚这些琐事上。对于暗杀，他只是要求下属“加强戒备，不要劳民伤财”，其余一概不提。
至1949年岁末，上海社会秩序基本恢复，工厂电灯彻夜通明，外滩的证券行情牌重新滚动。蒋介石寄望的“斩首”没有上演，反倒让上海公安摸清了敌特藏匿的最后几条暗线。刘全德被押解时，神情恍惚，他的黑皮手册里仍夹着那张单人照片，背面写着四个蚀刻般的小字——“务当必成”。而今，这四字成了讽刺，留给档案室静静发黄，上海的天已经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