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青海牧民黄永和得知西宁解放，立刻起身前往湟中，一把抓住县委书记的胳膊：大别山、红军、副营长、找队伍！
 
 
1949年9月，青海德令哈一处破窑洞里，一个穿着旧蒙古袍的男人正蹲在地上给人补靴子。
 
 
门外突然传来一声喊：“西宁解放了！解放军进城了！”这人手里的锥子猛地扎进手指，血珠子冒出来，他却像没感觉一样，扔掉靴子踉踉跄跄冲了出去。
 
 
黄永和跟人约好一起去湟中，主动提出帮人家牵骆驼，一分钱不要。
 
 
沿着青海南山，穿过倒淌河，整整走了十八天。
 
 
脚上磨得全是血泡，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前面就是部队了。
 
 
到了湟中县城，正赶上县委书记尚志田在开群众大会。
 
 
黄永和挤在人群里，看见台上那面红旗，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大会一散，他疯了一样冲上去，一把抓住尚志田的胳膊，嘴巴张了好几次，最后用走调到不成样的口音，硬挤出几个字：“大别山……红军！”
 
 
在场的人都愣了，县委书记赶紧找来翻译，这才弄明白：这人说自己真名叫廖永和，十二年前是红军西路军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
 
 
1936年，他才21岁，跟着部队在河西走廊跟马家军血战。
 
 
倪家营子一战，一颗子弹打穿他的右腿，骨头都露出来，他用碎布条缠住继续指挥。
 
 
后来部队撤向祁连山，他腿伤没好，落在了队伍后面。
 
 
一个人在雪地里爬了不知道多少天，渴了抓把雪塞嘴里。
 
 
后来遇上几个掉队的战友，十二个人凑在一起，枪只有三杆，吃的什么都没有，捡野兽骨头煮汤喝。
 
 
没过多久土匪摸上来，又打死好几个，他的左膝也中了弹，彻底站不起来了。
 
 
一个放牧的蒙古族老大娘发现了他，把他带回去，可她丈夫是奴隶主的管家，不愿意收留红军，强行让廖永和去牧场干活，没有工钱，没有自由，跟奴隶没两样。
 
 
他熬了五年才逃出来，改名叫黄永和，在河滩边挖了个窑洞，靠补靴子过了六年。
 
 
他学会了说蒙古语，穿蒙古袍，娶了个蒙古族姑娘，生了三个孩子。
 
 
可他后背那块弹片留下的伤疤，怎么也磨不掉。
 
 
每年除夕夜，他都要对着东边的方向敬一个军礼。
 
 
尚志田听他说完，心里犯起了嘀咕。
 
 
这人穿着蒙古袍，说一口地道的蒙古语，汉话都讲不连牵，怎么证明自己真是红军营长？万一是个特务呢？这事报到了第一军政委廖汉生那里。
 
 
廖汉生亲自来见他。
 
 
廖永和看见穿军装的廖汉生，眼泪止不住了，扑上去抓住他的手，嘴里咿咿呀呀说了一大堆蒙语。
 
 
廖汉生让人找来翻译，一点一点问。
 
 
廖永和报出了当年部队的番号、团领导的名字，连十几年前一次夜间突击的集结口令都说出来了。
 
 
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他失踪了十二年，没有任何人能为他证明，按规定，这种情形通常不能轻易恢复身份。
 
 
廖永和听到这个消息，嘴唇哆嗦了半天，用沙哑的声音说：“如果部队不要我，那我只能回去继续当奴隶了……我没有家，部队就是我的家啊。”
 
 
廖汉生沉默了，他让人去查中央的档案，一页一页翻，终于找到了记录：1937年初，红三十军八十九师二六九团二营副营长廖永和，在倪家营子战斗中负伤后失踪。
 
 
名字对得上，籍贯、年龄也对得上。
 
 
后来进一步调查发现，廖永和在德令哈那些年，虽然外表跟蒙古族牧民没什么两样，可他心里始终认定自己是个红军战士。
 
 
组织上最终确认，这个满口蒙语的“牧羊人”就是当年失踪的西路军副营长廖永和。
 
 
1950年春天，廖永和重新入了党，他已经三十四岁了，距离上一次站在党旗下宣誓过去了将近十六年。
 
 
入党申请书的最后，有人看见他用长满老茧的手画了一个带着弹孔形状的图案，介绍人后来写道：“十二年的奴隶生活，把什么都磨没了，可他心里的那面红旗一直都在。”
 
 
身份确认后，廖永和进了青海青年干部训练班学习，他先后担任都兰县德令哈区区长、都兰县县长，最后当上都兰县委书记。
 
 
办公桌抽屉里永远放着一本蒙汉双语的笔记本，上面记满牧民的生产生活情况。
 
 
1973年，他主动申请离休，带着一家人回到安徽金寨老家，当年离开时他还是个毛头小子，回来时已是鬓发花白的老人。
 
 
有人问他那些年在青海经历了什么，他总是摆摆手，不愿意多说。
 
 
只是偶尔用那种带着蒙语腔调的安徽话念叨一句：“我把命都扔在河西走廊了，剩下的这条命，是组织给的。”
 
 
1983年，廖永和在安徽老家去世，家人按他的遗愿，把那块伴随了他几十年的红布放在他身边。
 
 
红布已经很旧了，颜色淡得快看不清，可当年用血涂上去的痕迹，依然在那里。
 
 
历经十二年磨难之后，他终于等到了一句“同志，欢迎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