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初，电话催来：“上月那两千呢？”镇上的公公57、婆婆55，身子骨硬朗，公公早年在水泥厂，七八年前厂倒了，靠着一千出头的失业金撑到现在，却说抹不开脸找活，周末儿子回去劝，被一句“还要我老来挣钱，不丢人吗”顶回，婆婆在旁边抹泪，说不孝。
城里这边，33岁的文员到手4200，老公开货车好时七八千，差时五千出头，房租1800加水电物管两千多，娃上大班每月1200，算到月底，剩个两千都谢天谢地。
她提了规矩：以后最多给1000。
老公怕僵，想继续给两千。
更扎心的是对照组：亲爸59还在工地搬砖，日结180，亲妈53超市收银2400；而婆婆上月还喊着想买两万多的金镯子。
门口的门卫六十八了，一个月也拿2200，能干的年纪，却把体面寄在儿媳的钱包上。
这不是孝心之争，是边界之争。
年轻家庭背着租房、教育、通勤的城市化账本，父母要的体面也该靠劳动来守。
57岁还躺着等两千，到底是谁欠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