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的一天，深夜一点，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夜色沉沉。从郑州开往南京的硬座车厢里，走出一对身着褪色军装的夫妇。男人一手拎着一只旧牛皮箱，一手提着三只老母鸡；女人双手抱着年幼的孩子，胳膊上挎着一只竹篮，篮中装着地瓜、玉米等杂粮。

夫妇二人刚走下火车，便被眼前的一幕深深怔住：月台上早已肃立着三位军职干部，躬身等候迎接。他们分别是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六十军军长吴仕宏、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

次日，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在中山陵八号设下两桌丰盛宴席，专程为这对夫妇接风洗尘。

这对备受礼遇的夫妇，正是战争年代威名赫赫的战将王近山将军与他的妻子。

五年前，王近山将军不顾领导与战友的再三劝阻，执意与结发妻子离婚，之后与一位小他十余岁的保姆结为伴侣。这段往事的始末与原委，有着极为复杂的缘由。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不少领导却格外热衷过问、处置干部的个人“家务事”。

将军顺遂了本心，却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被撤销公安部副部长职务，行政级别降为副军职，相当于从中将衔降为大校衔。

功勋卓著、为国征战的人，历史从不会辜负。

自此，曾经战功赫赫的战将悄然淡出大众视野，被调往河南一处农场，默默务农度日。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议期间，毛泽东纵论国内大好形势，阐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褒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

大会间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向毛主席恳切进言：“战争年代有几位战将骁勇善战，如今境遇坎坷，恳请主席过问关照。”

毛主席含笑问道：“是谁？”

许世友随即答道：“一个是王近山，一个是周志坚。二人虽有过错，但当初的处分过重，理应恢复工作。”

毛主席当即爽快应允：“可以，让恩来同志统筹处理。对了，你们哪个军区愿意接收他们？”

许世友立刻自告奋勇：“我要！”

不久，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任命王近山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也正因这份任命，才有了1969年7月那个深夜，令王近山终生难忘的温暖一幕。

战争年代，王近山素有“王疯子”的威名，却生得白面和善、温文儒雅，全无悍将凶相。可温润外表之下，是满身伤痕。

早年红军战斗中，他为夺山头与敌肉搏，抱着敌人滚下悬崖，头破血流仍浴血杀敌；身负肺贯穿伤、大腿骨折、多处弹伤，屡经重伤却始终不下火线。

抗战时期，王近山作战最爱靠前指挥、竖旗励兵，攻城必冲锋、遇险必争先，常需数名警卫员死死拉住，才不至于以身犯险。他曾因腿伤住院黯然落泪，坦言自己此生只会打仗、只为沙场而生。

世人称他“疯”，邓小平却一语道破：那不是鲁莽，是极致的革命英雄主义。王近山最令人称道的特质，便是敢打没有命令的胜仗。

1943年秋，他奉命率部奔赴延安护驾，行至韩略村，他不顾孤军深入、无援无退路的险境，毅然决定伏击敌军。此战干净利落，歼灭日军一百二十余人，全歼冈村宁次精心组建的战地军官参观团，击毙数十名中高级军官，重创日军指挥体系。这场自作主张的胜仗，得到毛主席高度赞誉，成为敌后游击战的经典范例。

1946年定陶战役，更是尽显他的铁血担当。他率六纵死战大杨湖，顶着敌军重炮、坦克、火焰攻势，与敌人逐屋争夺、寸土必争。战线反复拉锯，连队打残、干部伤亡，勤杂全员参战，直至敌军濒临崩溃。他咬牙投入最后预备队，终全歼敌军精锐五十九团，击溃整编第三师，活捉师长赵锡田。此战扭转南线战局，为解放战争战略转折奠定重要基础。

1948年襄樊战役，王近山跳出千年兵家定式，大胆提出撇山攻城、猛虎掏心的奇策，避实击虚直取城西要害，打通攻城通道、直插敌军腹地。这套颠覆传统的战术，让刘伯承赞叹“襄阳已在我掌中”。最终我军快速破城、全歼守敌、生擒敌将，被朱德誉为“小型模范战役”。

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时任三兵团司令员的王近山，再创战场奇迹。面对敌军数万兵力、数百门重炮、上千架次战机的饱和轰炸，阵地焦土寸断、伤亡惨重，他反用兵家大忌的“添油战术”，动态增兵、梯次轮换、持续作战，以最小代价拖住强敌、稳住战线。

1978年5月，全国真理标准大讨论前夕，中南海的办公桌上，一份关于南京军区副参谋长王近山同志逝世的悼词，静静铺展在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的案头。

5月10日，王近山将军因病医治无效，在南京逝世，享年63岁。邓小平当即作出指示：“王近山战功卓著，他的后事一定要妥善办好，悼词我要亲自审阅！”

最初拟定的悼词中，最终职务定格为南京军区副参谋长，邓小平提笔圈去“副参谋长”四字，郑重改写为“顾问”二字。次日，中央军委紧急补发任命通知，追认王近山为南京军区顾问，其丧事全程按照大军区领导待遇办理。

1992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撰出版《回忆王近山文集》，邓小平亲笔题写书名——“一代战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