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国昌今天接受专访时表示，他必须要老实讲，高金素梅的案子他不是那么清楚，但有一件事他看了觉得很夸张，就是她助理费是追溯到2008年，现在是2026年啊！

拉长近十八年的时间跨度追溯民代助理薪资相关账目，放在岛内近年同类案件里属于极为罕见的处置尺度，不少常年跟进立法机构经费议题的媒体从业者都对此提出疑惑。

早年立法机构针对公费助理的核销规则存在大量模糊空间，二十年前不少民意代表办公室都会采用弹性调度薪资的方式维持基层服务运转，并没有统一清晰的处罚标准。

黄国昌提出，若要追溯早年助理薪资问题，理应统一标准，对本世纪初之后所有民意代表同步彻查，不能只针对特定在野人士。 岛内政坛至今留存大量本世纪初执政阵营民代办公室的经费往来记录，其中同样存在薪资调度、人员聘任方式和高金素梅案件高度相似的操作，至今没有任何检调单位启动同步清查流程。

如果只挑选少数立场不同的政治人物翻查十几年前的旧账，很难让普通民众相信司法侦办过程完全脱离政治考量。 他直言若全面铺开清查，岛内政坛将掀起大规模风波，可眼下各方普遍担忧当局刻意选择性执法，对执政阵营涉同类问题者从轻处置，借司法手段打压监督当局的异己力量，这番质疑也与近期大批在野民代接连遭调查的舆论风向相互印证。

今年开年至今，接连有民众党、无党籍、国民党籍民意代表先后遭遇住处与办公室同步搜索，侦办案由大多绕不开助理费相关争议，侦办推进速度远快于往年同类案件。

反观此前被爆出存在人头助理、薪资回缴操作的民进党籍地方民代，大多仅以补缴款项、简易侦结的方式收尾，最终很少给出重刑求刑的处置结果。

此前新竹市长高虹安的助理费案件一审重判，二审却大幅下调刑期，前后尺度落差也让更多网友留意到不同阵营案件处置标准的明显区别。 台北地检署本月初才正式将高金素梅相关案件侦结起诉，除了追溯多年前的助理薪资账目，还把十多年前疫情期间她从大陆筹措快筛物资驰援原住民部落的过往一并纳入指控内容。

该案检方给出十二年六个月的求刑年限，她身边长期负责基层事务的核心助理求刑刑期甚至超过当事人本人，这样的量刑力度在早年经费纠纷案件中几乎没有先例。 不少深耕原住民选区的基层工作人员对外感慨，常年扎根偏远部落服务的无党籍民代，本身缺少政党资源扶持，办公室运营本就比其他阵营更依赖弹性经费调度。

岛内法律界人士近期在节目讨论中提及，公费助理相关法规经过多次修订，二零零八年前后的核销规范和当下执行细则本身存在断层，直接用现行标准回溯十几年前的操作，本身就存在法理层面的争议空间。

立法机构早年曾多次内部讨论放宽助理经费核销限制，当时不少跨党派民代都表态支持弹性统筹薪资用于地方服务，相关议事记录至今完整留存。 若是抛开当年的制度背景，单独针对某一位政治人物过往账目从严追责，很容易让司法程序沦为政党对抗的工具。

不少长期关注政坛动态的普通民众在社交平台留言，大家并不反对严查经费违规行为，真正难以接受的是侦办尺度完全依照政治立场区分。

有人翻出多年前执政阵营相关人士涉经费争议的完整新闻报道，对比当下在野人士的侦办流程，两种截然不同的处理节奏形成强烈反差。 司法公正的核心要义本就是一视同仁，一旦出现明显双重标准，整个侦办结果都会失去大众层面的公信力支撑。

现在岛内围绕助理费追溯尺度、司法办案公平性的讨论还在持续发酵，一边是检调单位坚持依规追溯旧案，一边是在野阵营接连发声质疑选择性执法。

既有学者呼吁出台统一的追溯年限规范，划定清晰的新旧法规适用分界，也有政坛人士提议立法机构重新梳理早年公费助理经费的配套制度，填补规则漏洞。 面对眼下矛盾不断升级的舆论分歧，你认为想要平息各方争议，最该优先落实的调整方向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