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大臣为什么不愿意借钱给国家？

因为国家要的是他们贪污的钱，那谁还会愿意捐呢？
捐了不就等于是承认有贪污行为了吗。
明朝既有靠严刑峻法防贪治弊的传统，崇祯的性子又极不稳定，所以谁敢不打自招？

而且明朝官员的俸禄水平极低，正一品的年俸1044石，正九品的年俸66石。这些收入莫说捐，就是顾家也可能得喝稀的。
​所以，崇祯看中的绝不是这点钱。但它为官员们哭穷演戏，提供了借口。崇祯逼急了，他们就在收入的范围内做点小文章，看似丑态百出，但实际合情合理。

这种事情古往今来都一样。
国家有难的时候，大笔捐钱的都是那些私营业主——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卜式，靠养羊致富，却历次输家产给政府，急国家之所急。
正经的官员——那些体制内的隐形富豪们——有几个会慷慨解囊的？

所以，国家不施行财产公示制度，保护那些贪官们实在是毫无意义。

【附】
《明季北略·卷二十·初十征戚珰助饷》实录——

1644年三月，李自成围北京，国库仅剩银两千余两，军饷断绝。
崇祯下令勋戚、百官捐银助饷，国丈周奎哭穷只捐三千两（还吞了皇后给的两千），首辅魏藻德仅捐五百两，大臣们纷纷装穷、变卖家产演戏。最终只凑了二十万两，城破后被李自成拷出七千万两。

『戊戌（1644年三月初十），上按籍，令勋戚大珰助饷。
进封戚臣嘉定伯周奎为侯，遣太监徐高宣诏求助，谓：“休戚相关，无如戚臣，务宜首倡，自五万至十万，协力设处，以备缓急。”

奎谢曰：“老臣安得多金？”
高泣谕再三，奎坚辞。
高拂然起曰：“老皇亲如此鄙吝，大事去矣！广蓄多产何益？”

奎不得已，奏捐万金。上少之，勒其二万。奎密书皇后求助，后勉应以五千金，令奎以私蓄足其额。奎匿宫中所畀二千金，仅输三千。

太监曹化淳、王永祚助至三万、五万；王之心最富，上面谕之，仅献万金。诸内官各大书于门曰“此房急卖”，复出雕镂玩好陈于市以求售。

百官共议捐助，勉谕至再，最后每省限额：浙江六千、山东四千。
魏藻德首输五百金，陈演自陈清苦无以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