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大元帅中，最后成就最高的恐怕要数元帅之末的叶帅了，叶帅性格最温和，有容人雅量，几乎不说什么硬话，而且谦逊不争位，我们已看到当初申报元帅的名单上，叶曾亲笔自辞元帅位，要求降为大将。所以主席曾说，剑英这个人对于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


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叶剑英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身份发表谈话，提出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那一年他八十四岁，离一九五五年授衔已经过去二十六年。

十大元帅名单里，叶剑英排在第十。单看这个次序，他像是在队伍的边上。
可到一九七八年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他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位置已经从军队荣誉序列转到国家制度中枢。元帅之末，晚年反倒离几个关键关口越来越近，这里面有点反常，也有他几十年做人的线索。

一九五五年评衔前，叶剑英曾写意见，请求不要授元帅，改授大将。
军衔刚要建立，谁排在哪里，既牵着资历，也牵着新军队的秩序。老战友都在名单上，叶剑英把自己往后放，组织没有采纳，仍授他元帅军衔。对一支刚从战争转入国家体制的军队来说，军衔不只挂在肩上，也落在干部心里，谁服谁，谁让谁，都会被人记着。

叶剑英这一让，少了火气，多了余地。
毛主席后来讲，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话不长，却很贴他。他不是没有资格坐上去，只是不把座次当成非抢不可的东西。

这种不争，不是软。叶剑英早年在云南讲武堂学军事，后来追随孙中山，参加护法和讨伐陈炯明等行动。黄埔军校创办时，他任教授部副主任，做的是训练军官、安排行课、搭建制度的事。一个年轻军人，能在炮火外面看见军队怎样成形，这会影响他很久。

后来他无论在参谋岗位、谈判岗位，还是军委岗位上，都不只是带兵冲杀那一路。

一九二七年，局势翻得很快。蒋介石清共后，许多人被迫重新选择站到哪边。叶剑英通电反蒋，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前，他把危险消息转给叶挺、贺龙；广州起义爆发时，他又进入军事指挥系统。说他温和，可以；若把温和理解成怕事，那就错了。大关口一到，他很少把话说得响，却能把该做的事做出去。

长征中的一段更能看出他的路数。
张国焘同中央发生严重分歧，红军的行军方向和组织关系都被卷进去。叶剑英察觉情况不对，把消息报告给毛主席和中央。那种场面，不是靠嗓门解决的。报告早一步，部队可能脱险；迟一点，局势就可能被拖进更深的岔路。毛主席记住他，不只因为他态度好，也因为他在关键时刻能分得清轻重。

抗战时期，叶剑英任八路军参谋长，又在国民党统治区做联络和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谈判桌上没有冲锋号，却照样磨人。对方一句话可能设套，己方一句话也可能把空间压窄。他长期在这种夹缝里办事，既要守住立场，又要留出转圜。叶剑英后来能被不同系统接受，和这种经历分不开。

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华南和军队建设中继续任职。
到一九七五年前后，中央军委工作要往回收，军队训练、院校、编制和干部秩序都要重新整理。叶剑英参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恢复训练，推动军队院校和机关秩序重建。
军队松久了，不是几句口号就能收拢。
操课要恢复，干部要调整，文件要落下去，部队才会重新有规矩。

一九七六年，周恩来、朱德、毛主席相继去世，政治高层出现巨大的空缺。十月六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作出安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江青被控制。当晚二十一时左右，华国锋和叶剑英在怀仁堂指示耿飚，带部队接管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中央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那一夜要稳住的不只是几扇门，还有消息从哪里发、群众听到什么、部队怎样反应。

叶剑英在那场行动中没有把自己推成单独主角。
事后，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邓小平复出，老干部陆续回到岗位，拨乱反正开始推进。叶剑英的位置更像一个接榫的人。军队这头，他说话有人听；老同志那头，他的资历够；制度程序这头，他又能坐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席位上。几块木板要合上，中间总得有一颗不松的钉。

一九七九年元旦，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停止对金门等岛屿炮击，提出发展两岸通邮、通航、通商，推动和平统一。
两年后，叶剑英发表九条方针，把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等安排说得更清楚。

一个从旧式军校走出来的老军人，晚年讲的却是和平、自治、交流和制度设计，这种转身并不轻。他没有把台湾问题重新推回枪炮里，也没有把话说成一口吃下的急性子。九条方针摆出的，是一条可以谈、可以走、也可以留给后人接着办的路。

一九八三年，叶剑英辞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职务。

三年后，十月二十二日，他在北京逝世。
十大元帅名录里，他仍排第十；一九八一年九月三十日那份谈话里，他的名字却放在国家统一方针前面。一个人不争座次，有时不是离高处远，而是不让座次把自己框死。

纸页翻过去，末位还在那里，关口也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