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灵武宣告解放后，宁马128军军长卢忠良见大势已去，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11军军长马英才等召集到一起，对他们无奈地说道：“解放军兵临城下，马主席走了，大少爷(马敦厚)走了，连司令官(指马敦静)也走了，你们准备怎么办？我准备起义！”

宁夏战局走到这一步，已经不是几名将领能靠几道命令扭回来的了。1949年9月，解放军第19兵团沿着宁夏方向推进，金积、灵武一线接连告急，宁马部队表面上还在布防，实际内部早已乱了阵脚。
马鸿逵离开宁夏后，马敦静又在关键时刻离去，原本靠家族权威维系的宁夏兵团，一下子没了主心骨。前线官兵还在打，后方掌权的人却先找退路，这种局面传到军中，士气自然撑不住。
卢忠良当时是128军军长，外号“卢哑子”，在宁马系统里地位不低。他带的128军曾被视为精锐，可精锐也怕被切断退路，更怕上面没人负责。
金灵战役打到后期，128军损失很重，部队被分割，守不住、撤不稳，继续打只会越陷越深。为了拖住解放军推进，宁马部队曾破坏桥梁，还掘开汉延渠，造成大片田地被淹，民房受损，百姓跟着遭殃。
这样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战场走向，只是把战争的痛苦转嫁给了普通人。对于当地人来说，枪声和洪水一样可怕。
解放军没有因为道路被毁、洪水阻隔就停下来，而是架桥、涉水、追击、包围，一步步压缩宁马部队活动空间。青铜峡、金积、灵武方向相继吃紧后，宁马所谓的防线已不再完整。
很多部队不是被一次打垮，而是在连续压力下慢慢散掉。卢忠良看得很清楚。
上层已经离开，前线再硬撑，就是拿残兵和百姓去填一个已经保不住的局面。于是，他把贺兰军军长马全良、11军方面将领等召集起来，把最难听也最现实的话说了出来：马主席走了，大少爷走了，司令官也走了，剩下的人准备怎么办？
这句话没有多少豪气，更多是疲惫和无奈，可正因为它直白，才点破了宁马部队的真实处境，马全良等人听后也明白，再谈“死守”已经没有意义。没人指挥、没人兜底、没有胜算，所谓坚持只会让银川、灵武一带继续受损。
随后，宁夏方面开始与解放军接触，1949年9月23日，卢忠良、马全良、马廷秀、马光天等宁夏军政人员在中宁与解放军第19兵团方面签署《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这一天，宁夏和平解放的局面基本确定。
协议签署后，银川城内一度出现混乱。部分溃散官兵鸣枪闹事，抢劫仓库和民宅，社会秩序受到影响。
解放军先遣部队随后提前进入银川，控制城门、要点和机场，维持市面秩序，避免局势继续扩大。宁夏的和平解放，不只是军事上的结束，也意味着马鸿逵家族长期控制宁夏的旧格局走到尽头。
宁夏16个县、市、旗陆续回到稳定轨道，黄河灌区和银川城避免了更大破坏，这一点对当地百姓尤其重要。卢忠良后来没有继续走旧军阀那条路。
新中国成立后，他转入地方工作，曾在甘肃农林、农牧系统任职，参与地方建设。对于这样一个从旧军队中走出来的人来说，1949年的选择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方向。
这段历史最值得细看的地方，不是某个人突然“觉悟”，而是大势面前，旧式地方武装的内部支撑已经断了。宁马部队过去靠家族、人情和强硬手段维持，一旦最高层先离开，下面的将领和士兵自然会重新判断自己的出路。
卢忠良在灵武之后提出起义，关键意义在于减少了继续流血的风险。战争打到最后，最苦的往往不是坐飞机离开的人，而是留在城里、村里、田里的普通百姓。
若银川继续巷战，若水利设施继续被破坏，宁夏要付出的代价会更大。卢忠良的选择当然有自保成分，但放在当时的战局里，它也确实让局势更快转向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