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宁夏解放后，马鸿逵在乘机逃往台湾时，发现有两架国军野马式战斗机自后赶超而过，10余分钟后，又有两架超越而过，这就让在飞机上的马鸿逵忐忑不安，当即对身旁的马敦静说道：这是监视我们的飞机，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

机舱里坐着的，不再是过去那个在宁夏呼风唤雨的地方实力人物，而是一个失去地盘、失去军队，也失去信任的败退者。1949年9月，宁夏局势已经走到最后关口。

解放军向西北推进，银川方向的国民党军政体系迅速瓦解。9月下旬，宁夏实现和平解放，马鸿逵多年经营的根基随之崩塌。
此前，他已经离开宁夏，到了重庆。人离开了，心却还困在过去的权势里。
马鸿逵原以为，自己毕竟替国民党守过西北，到了撤退时，蒋介石多少会给他一点体面。他甚至想过，可能会安排陈纳德方面的飞机，把他和家眷送往台湾地区。
可结果并不是这样。蒋介石没有让陈纳德出面，只让他乘坐“两航”飞机离开。
这个安排让马鸿逵很不是滋味，他心里清楚，自己已不是过去那个被重视的西北人物了，败局一来，人与人之间的态度变得很快。可还没上天，麻烦就来了。
机场上，有国民党军官要求马鸿逵身边的警卫交出枪支，警卫们当然不愿意，毕竟这一路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对方说是奉命办理，没有商量余地。马鸿逵脸上挂不住，却也只能让手下照办。
这一幕很能说明问题，过去在宁夏，马鸿逵身边的人带枪是常态，没人敢随便干涉。可到了重庆机场，他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枪被收走，等于把他最后一点安全感也拿走了一半。
客机起飞后，并没有一路顺风。当时南方战局紧张，航线上的每一站都带着不确定。
飞机抵达广州加油时，机场气氛很乱。塔台不愿马上放行，理由是地面部队正在构筑工事，军用飞机要优先使用跑道。
这不是一次从容的转场，而像是在缝隙里抢路。飞机原本要继续飞往台湾地区，可台湾海峡一带天气不好，无法直接通过，只能先转往汕头。
对机上众人来说，汕头只是临时落脚点，可在那样的时局里，任何临时落脚都不安全。就在飞向汕头的途中，马鸿逵看见了让他心头发紧的一幕。
后方出现两架野马式战斗机，很快赶了上来，从客机旁边超过去。没过多久，又有两架同样的飞机掠过。
机舱里的人也许还没完全弄清情况，马鸿逵已经开始往坏处想。野马式战斗机是当时国民党空军使用的重要机型，速度快，压迫感强。
它们不是普通运输机，也不是民航飞机。对一个正在逃离的人来说，几架战斗机突然贴近航线，足够让人坐立不安。
马鸿逵当即对身边的马敦静说，这是监视我们的飞机，现在只好听天由命了。这句话说得很轻，却很重。
他怕的不是飞机本身，而是飞机背后可能代表的意思。是不是蒋介石派人盯着他？
是不是对他不放心？是不是到了台湾地区以后还会追究西北失败的责任？
这些念头一冒出来，就很难压下去。一个曾经掌握军队的人，最懂“监视”二字的分量，也正因为懂，他才会比旁人更加紧张。
后来，驾驶舱里传来一张纸条，解释说那几架战斗机是因为罗盘失灵，才跟着客机飞行。这个说法让机舱里的气氛稍稍缓和，但马鸿逵并没有立刻相信。
他已经不是能轻易相信别人的时候了。直到飞机在汕头降落，他进一步确认情况，才算暂时松了一口气。
可这口气还没完全缓过来，新的危险又压了过来。这句话比空中的战斗机更现实。
战斗机还能解释成罗盘失灵，可汕头部队撤离，说明地面也撑不住了。马鸿逵刚刚从飞机上的惊疑中走出来，又被迫面对另一个问题：如果走不了，自己会不会被困在这里？
于是，一行人没有休息多久，又趁夜赶往机场。天快亮时，他们终于登上飞机，从汕头继续起飞。
经过一番折腾，10月14日上午，马鸿逵一行抵达台湾地区。飞机落地那一刻，他或许终于敢长出一口气。
可这并不意味着他的命运就此安稳。到达台湾地区后，马鸿逵已经没有宁夏时期的实力，也很难再回到权力中心。
后来，他离开台湾地区，转赴香港，再到美国定居。1970年1月14日，马鸿逵在美国洛杉矶去世。
从1949年9月宁夏解放，到10月中旬仓皇飞离大陆，这中间只有短短几十天。可对马鸿逵来说，这几十天足以改变一生。
过去的家业、军队、声望，都在局势变化中迅速消散。这趟飞行之所以值得回看，不在于几架野马式战斗机本身有多神秘，而在于它照出了马鸿逵当时的真实心境。
一个人如果还有底气，看到战斗机也许会当成护航；可当他已经失势，再普通的异常都会变成威胁。马鸿逵最狼狈的地方，不是坐飞机逃离，也不是被迫交出警卫枪支，而是他内心已经明白，自己再也无法掌控局面。
他曾长期盘踞宁夏，依靠地方武装维持权势，可大势一变，这些东西很快就靠不住了。那句“听天由命”，其实就是他对旧日权力崩塌的本能反应。
历史有时不会用很夸张的场面来宣告结局，它可能只是机场上的一声命令，机舱里的一次沉默，或者几架从窗外掠过的飞机。马鸿逵的逃亡经历提醒人们，建立在个人势力和旧式军阀关系上的安全感，看似坚固，真到时代转弯处，往往最先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