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的一天夜里，重庆南岸玄坛庙野猫溪中粮公司修理厂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陈然正在赶印第23期《挺进报》，门被特务一脚踹开，又一位好同志因《挺进报》被捕了。

1947年《新华日报》撤出重庆后，地下党决定办一份报纸来填补信息真空。1948年初，上级下达了“对敌攻心”的激进指示，《挺进报》开始从党内发行转向往国民党军政头目桌上投递。国民党西南最高军政长官朱绍良发现自己的办公桌上赫然摆着一份《挺进报》加一封警告信，暴跳如雷，当即把军统特务头子徐远举叫来臭骂了一顿，责令限期破案。
徐远举在重庆布了一张巨大的暗网，网上的触角有个专门的代号——“红旗特务”，所谓“红旗特务”，就是伪装成进步人士潜伏到地下党周围的特务。
曾纪纲就是徐远举手下的一个“红旗特务”，他每天泡在地下党的联络点文成书店，拿本书一看就是一整天，一副如饥似渴的进步青年模样。一连数日，书店店员、地下党员陈柏林果然上了当，认为这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好苗子，不断向他的上级、地下市委交通联络员任达哉建议，能不能发展这个人。
任达哉未经组织批准，擅自跑去当面考察，结果刚一见面就被特务按住了。
任达哉是老党员，本来抱定了打死也不说的主意，受刑挨打一声不吭，但特务发现他曾在1939年为了养家糊口参加过军统的社情情报培训班，半年里啥也没干就被军统疏远了，1946年恢复党籍时，任达哉把这段历史隐瞒了过去。
徐远举拿出登记表说：你这个表我公布出去，你们共产党怎么除奸你比我清楚，你现在除了跟我合作别无他路。
任达哉的心理防线彻底塌了，供出了他的上级、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的许建业。
许建业被捕后，受尽酷刑，对方连他的姓名和职业都没搞清楚，但许建业自己心里急——家里枕头底下还压着三份党内文件，床下箱子里有十几份工人入党申请书。
他担心特务抄家发现这些东西，白公馆的看守陈远德主动说要帮忙，许建业拿出了身上仅有的3000法币，托他去找一位叫刘德惠的人，赶紧把那些东西处理掉。
陈远德拿了钱没办事，转身就把许建业的信交给了徐远举。许建业得知被骗后悲愤至极，三次以头撞墙自杀未遂，后来于1949年11月27日被杀害于松林坡。

因为许建业的轻信，接下去的事情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倒了下去。
特务蹲守志诚公司，等着上门接头的人——来的人正是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刘国定。刘国定被捕后自称新党员，主动交代了几个早已转移的同志住址，满以为不会出事。偏偏那几个人不听安排，没有撤走，结果全落了网。被捕的人里有李忠良，此人一叛变，供出了一大批党员干部。特务又抓了重庆市委副书记冉益智的联络人余承安，余承安供出冉益智。
1948年4月16日，冉益智在北碚街头被捕，当天就叛变了。
至此，重庆地下党几乎被一网打尽。

回到陈然身上。
1948年4月22日傍晚，他正在自己住处赶印《挺进报》，当时他已收到李维嘉仓促间托人送来的预警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祝一路顺风，沿途平安。”意思再明白不过——赶紧走。但陈然看了看手里的印版，那是第23期，他做了个决定：先把这一期印完再说，结果当天傍晚，特务破门而入，他没能走成。
徐远举亲自提审陈然。
在徐远举眼里，这个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书生意气、家庭观念浓厚，重刑拷打加上重金诱惑，不怕他不开口，但这些手段对陈然根本没用。
之后，特务对他用了老虎凳，又用了各种刑具，逼问他《挺进报》的发行名单。他的两腿受了重伤，几次昏死过去，醒过来之后照样不吐一字。事实上，他是《挺进报》代理特支书记，掌握着整个发行网络。
被转押到白公馆后，陈然在狱中找到了另一种斗争方式。白公馆关着国民党高级将领黄显声，黄显声能从报纸上看到外面的消息，陈然和黄显声保持着秘密联系，把从黄那里听来的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消息写在纸条上，通过牢房之间的缝隙传给难友。
难友们把这叫做“狱中挺进报”。

1949年夏天，陈然和狱友罗广斌有过一次重要交谈。罗广斌后来脱险，他把陈然的话连同其他狱中难友的意见整理成了一份报告，后来提炼成了著名的“狱中八条”，其中第五条“切勿轻视敌人”，就来自这次惨痛的教训——地下党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以为把报纸寄到朱绍良桌上叫“攻心战”，结果引来了杀身之祸。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白公馆，陈然和难友们抑制不住激动，用被面缝了一面五星红旗。
就在这面旗缝好不到一个月，1949年10月28日，大坪刑场。
陈然被反绑双手押了出来，他的腿在老虎凳上受过重伤，走起路来一瘸一拐，但走到刑场中间时，他猛地转过身来，被反绑的双手扯下了背上的死囚标签，冲着刽子手大喊：“从正面向我开枪！”
枪响了，他没倒，对方又补了几枪，这个二十六岁青年的血浸透了刑场的黄泥地。
在场的特务中有人后来回忆，称他为“慷慨悲歌之士”。
他留下的那首诗《我的“自白”书》里，有一句后来被无数人记住：“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