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后，我们在高速上就决定，丧事一律自己做主，不给任何人插手的机会。

车里一路没怎么说话，只有导航声一下一下提醒着前方的路。我紧紧握着周然的手，心里很清楚，这一趟回去，等着我们的不只是办后事，还有一群看热闹的人。

周然他爸那边亲戚多，七大姑八大姨一堆，平时逢年过节都未必见得着几面。可真出了事，谁都像突然成了最有资格发言的人。

他家里有个别长辈，早就对我们夫妻俩不太看得上眼，觉得我们在外打拼，没什么根基，也没什么排场。现在老人一走，那些人的心思，怕是都写在脸上了。

回到老屋时，院里已经站了些人。空气里带着潮湿的冷意，屋里灯一开，整个人都像被压进了沉沉的哀气里。

负责操办的师傅姓宋，五十多岁，个子不高，说话不响，却特别利索。他一到，就先带人把一应物件摆开，接着帮忙给老人更换寿衣，再把冰棺稳稳当当地安放在堂屋正中。

整个过程有条不紊，没人吵，也没人闹。只有纸钱被风吹得轻轻作响，还有院子里来回走动的脚步声。那种安静，反倒让人更难受。

没过多久，几个姑姑也来了。她们进门后先在棺前抹了几把眼泪，声音一高一低，像是哭给屋里人听，更像是故意哭给我们听。

四姑一边擦眼角，一边四处打量，嘴里念叨着老人命苦，说得像真伤心，实际上那眼神里全是算计。

周然跪在蒲团上烧纸，低着头，一声不吭。那些话像风一样吹过来，他硬是连眉毛都没动一下。

到了傍晚，宋师傅拿着流程单来和我们对时间，刚说到第二天几点出门，堂哥阿凯就骑着电动车赶来了。

阿凯平时在镇上开个小店，算是这帮亲戚里少数跟我们还有来往的人。他进门先给老人磕了头，随后把周然拉到一旁，压着嗓子说了几句。

原来，几个长辈私底下商量着，觉得我们年轻，怕我们办得不体面，想把整个丧事接过去管。名义上说是帮忙，实际上是想把流程、礼数、接待这些全抓在手里，连礼金也想由他们统一收着。

周然听完，只淡淡说了一句：钱我们自己出，流程也已经定好了，谁都不用操心。

阿凯站在那儿，一脸尴尬。他心里明白，那些人打的什么算盘。平时老人住院时，没人来端过一碗水，没出过一分钱，现在人没了，倒一个个跳出来争主事的位置。

没多久，几位姑姑果然一起进了堂屋。她们一看到宋师傅摆出来的东西，就开始挑毛病。

有人嫌寿衣样式“不够讲究”，有人说冰棺放的位置“不合老规矩”，还有人拿着乡里的旧习惯说事，话里话外都在暗示：外人办事，不如自家人稳妥。

宋师傅没跟她们争，只是把清单展开，一项一项对照着给我们确认。该准备的、该走的流程、该注意的细节，写得明明白白。他态度平静，却半步不退。

三姑见我们不接招，话锋立刻变了，开始说我们不懂孝顺，说丧事办得太简单，往后村里人会怎么看。她说得越起劲，周围围观的邻居脸色就越复杂。

大家都知道，老人病重那段时间，最累的是我们夫妻俩。陪床、跑医院、买药、照顾，哪一样不是我们自己扛着？那些平时嘴上喊得亲热的人，真到需要出力的时候，一个都没见着。

周然一直沉默着，直到她们说得越来越难听，才慢慢站起来。

他没有发火，只是把话说得很清楚：老人活着的时候，谁尽过心，谁没尽过心，大家心里都有数。现在后事由我们自己安排，不欠谁的人情，也不需要谁来指点。账目公开，花费透明，所有事都按我们定下的来。

那一刻，几个姑姑脸色都变了，嘴唇动了动，愣是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她们大概没想到，我们并不是来求她们帮忙的，更不是来任她们拿捏的。

那晚守灵，宋师傅和几个帮工一直忙到很晚。香火该添的时候添，桌椅该摆的时候摆，来吊唁的人来了，有人递茶，有人引路，哪一处都没乱。

阿凯也留了下来，帮着招呼客人，偶尔还搭把手搬东西，院子里总算有了点人气。

第二天出殡时，队伍排得整整齐齐，礼数周全，场面稳稳当当。没有慌乱，没有争执，也没有谁趁机抢风头。一路走下来，体面、庄重，挑不出半点毛病。

原先等着看笑话的那些亲戚，到了这会儿，也只能闭上嘴。账目最后一对，清清楚楚，连多余的一分钱都没有。

村里不少邻居都说，我们两口子做事靠谱，老人走得安稳，后事也办得像样。那些原本想来压我们一头的人，最后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难堪。

这件事过后，我才真正明白，人与人之间，很多时候拼的不是嘴上谁更会说，而是谁在关键时候更稳得住。日子是自己过的，脸面也是自己挣的。只要心里坦荡，手上利索，别人说什么，其实没那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