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前言丨“把历史放到显微镜下”，是2018年秋天我在“一席”上发表关于袍哥研究演讲的结尾，向同行提出来的一个呼吁。这个呼吁，无疑是受到1970年代以来西方微观历史研究的影响。接着，2020年，世纪文景出版了《显微镜下的成都》，这是一部概括了我各个时期代表性著作的章节选编本。这本书于2022年入选世纪文景成立20周年的“20年20书”，说明它获得了出版方和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为何今日特别需要微观史？历史学家的使命，从来不是复述已知的故事，而是探寻被遮蔽的真相。当我们长期聚焦于帝王将相、战争和革命之时，那些构成历史绝大多数人的普通人的悲欢、挣扎、奋斗，却往往沦为宏大叙事中的模糊背景。这种缺失，不仅是对历史完整性的割裂，更是对人和人性的蔑视。微观史的兴起，本质上是对这种漠视的反抗。它拒绝将历史简化为因果链条或规律公式，而是将显微镜对准日常生活和普罗大众，从茶馆的闲谈、街头的纠纷、日常的喜怒哀乐，寻找被遗忘的历史。
微观史承认历史书写必然包含建构与诠释，史料本身即是权力话语的产物。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司法档案中的口供、私人文献中的故事、民间谣谚中的隐喻，都经过了筛选、扭曲与重构。微观史的任务不只是还原真相，而且是通过多重史料的互证与批判，揭示历史的多重面向。这种自觉，使微观史成为一种更具反思性与人文关怀的史学实践。
中国史学传统素重“通古今之变”，但“通”的路径往往指向帝王谱系与制度沿革。在我看来，微观史绝非“小题目”的代名词，而是以个案为棱镜，折射出社会的结构性张力。不过，中国微观史的发展始终面临多重困境。
其一，史料的局限。与欧洲中世纪系统的民间档案相比，中国传统社会缺乏保存普通人生活的机制，墓志铭多歌功颂德，地方志听不到庶民声音，司法档案则掺杂权力干预。我自己研究成都的日常生活时，亦深感史料的“碎片化”，各种细节往往散见于报刊边角或口述记忆，需要耐心地搜集、解读和拼接。
其二，理论的焦虑。中国学者既需回应西方后现代史学的冲击，又需避免陷入理论模仿的陷阱。如何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宏大叙事、整体史与“碎片化”的研究之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在西方微观史研究的框架外建构本土化的解释范式，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其三，更深的挑战，来自学术评价体系的偏见。对“碎片化”的批评不绝于耳，仿佛关注日常便是逃避“重大问题”。但我始终坚信，历史的价值不在于课题的“大小”，而在于能否以问题意识解读史料。当我们将成都茶馆中喝茶和休闲等表面现象，置于国家力量与地方文化博弈的张力中，微观个案便可以成为透视大历史的窗口。
回顾自己关于微观史的研究，我深感成就与缺憾并存。《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试图以“自下而上”的视角重构成都的公共生活，却因刻意回避“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理论争议，陷入叙事与分析的失衡。有学者曾犀利指出，书中对“精英”概念的模糊处理，削弱了权力博弈的解释力。1茶馆研究系列虽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通过长时段追踪公共空间的变迁，但似乎过于强调对现代性的批判，因而受到为何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未导致地方文化的同质化的追问。2同行在高度评价这项研究的同时，也对笔者寄予更高的期望，希望从中国经验中提炼出具有普适性的理论概念。3
《显微镜下的成都》于2020年出版以后，我对微观史又陆续有了许多新的思考，特别是我们今天正在经历的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革命，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历史学这个学科。我的预测是，这些技术变革肯定会改变历史教育和写作的方式。当然，也将给微观史的研究带来新的机会。我始终认为，微观史的方法是开放的，未来可以在以下若干方面得到继续发展。
首先，微观史可以与全球史有机地结合，揭示地方经验如何参与全球体系的塑造。这种路径提示我们，微观与宏观并非对立，而是观察同一现象的不同角度。虽然目前中国史及其他非西方史学领域的学者，仍然经常需要努力向人们解释微观史所具有的意义，而且即便其在宏观的视野下，也是大有作为的。或许在不远的将来，越来越多的微观史作品会被归入“全球微观史”的范畴之内。
其次，数字技术的革命，为微观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技术的进步不仅能帮助研究者处理海量碎片信息，还可用以追踪普通人的行动轨迹。但技术永远只是手段，历史仍然是以人为中心的，历史的写作仍然是一种个体的行为，人工智能永远不应该代替历史学家的大脑。
再次，微观史也推动了跨学科的合作，结合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领域的方法，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和工具。历史学本身是一门极具包容性的学科，常常需要借鉴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领域的方法和理论。历史学家借助人工智能，可以更有效地开展跨学科研究，能够为人们揭示出历史事件和社会变迁背后的复杂动力。微观史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方法论，还为中国历史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工具，促进了对历史的多层次理解。正如我在自己微观史的研究中经常强调的那样，微历史不仅仅是对细节的关注，更是对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深入探讨。通过这些微观的视角，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历史的丰富和多彩。
最后，我想特别强调的是，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社会史的未来可能正在于微观史所提示的方向这一观点，似乎正在变得愈加合理和可行。1这一趋势不仅与技术的进步密切相关，更与我们对历史复杂性和多样性的深刻理解相契合。人工智能技术能够快速处理和分析大量数据，从而帮助历史学家发现过去被忽略的细微之处，将复杂的资料转化为有用的信息，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提取有价值的内容，帮助我们识别出历史中未被充分研究的声音和故事。但是，当人工智能已经可以比较得心应手地处理各种资料来回答大问题的时候，其对于微观资料和故事的处理则相对困难得多，因为微观的资料经常是独一无二的，往往并非数据库所能提供，基本上只能依靠研究者到档案中和田野里去挖掘和发现。
总之，微观史的未来潜力无疑是巨大的，而人工智能的发展为这一领域的创新提供了空前的机会。在我看来，历史学的未来不仅在于揭示过去的真相，更在于理解和诠释人类经验的复杂性。通过微观史和人工智能的结合，我们能够更全面地探索历史中多种多样的可能性，从而为当下和未来提供有价值的阐释。这一过程不仅是技术的进步，更是我们对历史本质的深化理解。
当然，微观史必须直面伦理的困境，犹如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与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之间不可调和的分歧：当我们按照怀特的逻辑，承认资料记录的相对性和不可信，是否可能已经陷入了历史的不可知论？然而，当我们追随金茨堡，坚信可以找到“真实”历史的时候，也有可能用的是歪曲的记录来讲述普通人的经历，这是否赋予了他们足够的尊重？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庶民能发声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的诘问，始终是对我们的警示。
微观史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宏大叙事的局限性，强调个体和地方在历史进程中的角色；通过微观视角，更深入地探寻历史的多元面向；从日常生活或普通人的经历，揭示出当时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细微变化。微观史的方法还鼓励历史学家更加重视档案和细节的挖掘，揭示历史事件背后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动力。
我坚信历史的意义就在于保存记忆和认识历史的多样性。微观史教会我们尊重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不应该视普通人的生命为尘埃。未来的历史学研究，若能在方法论上更开放，在理论上更包容，在伦理上更自觉，或可真正写出我所呼吁的，“抛弃王朝、帝王、英雄以及那种只关心权力、战争、征服的僵尸历史，而撰写出中国人民的经历和他们奋斗的有血有肉的生活史”。
王笛2025年5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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