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書club 序言丨“女杀人犯，”当人们问起这本书的主题时，我一遍又一遍地这样答道，“我正在调查女性杀人犯的案件。”而就像某种千篇一律的剧本似的，每当这时，我面前总会上演同样一幕场景：男男女女们皱起眉，目光沉痛地点着头，赞许我有如此决心去面对这样急迫、严峻且在拉丁美洲极为普遍的问题。接着便该我来解释了。下一刻，当我不得不一字一句地澄清他们的误解时，我总能看到他们的同情是如何转变为怀疑和恐惧。他们耳中听到的并不是“女杀人犯”一词，某种奇异的错觉让他们理解成了相反的意思：“杀人案中的女被害者”。
在克服了最初的困惑后，这种误解让我很快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想象一个被杀的女人要比想象一个杀人的女人更加容易。无论我说的是“女施暴者”还是“女凶杀犯”，这种与其说是听力问题不如说是文化问题的误会总会发生，将那个手持凶器、极不和谐的女人形象从人们的脑海中抹去，代之以一个手无寸铁、命归黄泉的形象。“女人”和“杀人犯”简直是一对反义词，组合在一起便教人听不见、想象不出，以至于能引起奇特的听力障碍，或是诱发出最可怖的联想：女巫、美狄亚、吸血女妖，“蛇蝎妇人”的幻象轻易便跃然脑中。
顺便一提，这种误解不曾发生在“男杀人犯”一词上，而这似乎也并不能归功于良好的听力。看不见的性别法则在暗中运作着，总是将暴力的脚本代入同一套故事模板。就一个杀了人的男人而言，无论其动机、受害者、凶器或作案情节如何，他的“男性气质”总是毋庸置疑的。他的暴力行为会被认为是“正常”的，它们佐证着他“真真正正是个男人”。与此相反，一个杀了人的女人却同时在两种意义上逾规越矩：她既触犯了刑法，也触犯了规训着女性的文化法条。这双重的越轨、加倍的叛逆正是导致了上述语词失灵现象的根本原因。如果想写好这本书，如果意图让女性杀人犯的标志性案例回到公共视野，就必须重新训练人们的耳力，使大众听见她们枪声的回音。
但归根结底，为什么我想要写这样一本书？是什么驱使我在落满灰尘的案卷公文中打转、一次次面对人们或怀疑或恐惧的目光？当前，女性主义正走上大街小巷，揭示和批判着存在于社会方方面面的性别暴力；这一背景下，“为何要在此时谈论女性凶杀犯”绝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本书的出版是个错误：人们才刚开始了解大男子主义的主要受害者，形成的共识尚十分脆弱，这本书却偏离了主要矛盾，无谓地关注起“非主流”问题。想必也会有人在字里行间挖掘嗅探，以为能看到我将女性所遭受的系统性暴力与另一种具体的、个别的暴力事件混为一谈。我无意满足这类读者的愿望。如今，针对女性的谋杀又开始频繁出现，我的目的决不是抹消这一情形的严重性，也并非宣扬将谋杀作为女性主义者抗争的手段。杀人者在女性中只是特例，也最好永远如此。那么，为什么我要关注这些犯罪者？这些女杀人犯身上究竟有什么引起了我的兴趣？
要剖析一本书是由何物引发和驱动，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当我回想《双重越轨》的开端时，发现好奇心、顽固、病态、渴望和反叛欲隐约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它的底色。本书错综复杂的起源还包括一种直觉，以及一件逸事。我先从前者说起。那是从最初起便一直指引着我的一个猜想，但只有到了现在，站在这曲折旅程的终点时，我才得以确认：铭记“坏女人”也是女性主义的任务。我并非指要为遭受不公迫害的女性平反，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将女巫从愚昧之火中解救出来时所做的那样；我指的也不是像萨拉·艾哈迈德那般，为家庭餐桌上的扫兴角色正名，指出她们是那餐桌上最讨人厌却也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说的是真正的不法之徒，是供认不讳的杀人犯，是游走在那不可挽回的深渊边缘的人；然而，她们却至关重要，为了女性主义能够拓宽女性与男性情感的固有范畴，让男性不必将其“男子气概”建立在暴力之上，让女性可以宣泄其愤怒而不被视为缺失“人性”。
要求女性成为完美母亲、乖顺女儿、模范妻子和优秀劳动者的压力已然达到了令人难以承受的地步。弗吉尼亚·伍尔夫笔下的“家中天使”紧紧盘旋在我们头顶，在家庭内外抛出一个个严酷的要求。在今天，抵抗她的苛求、质疑她的用心，是为生存而做的必要挣扎。我们要问这天使，为什么我们必须牺牲、必须保持被动和沉默、必须时刻扮演服务者，我们表达自身的愤怒或沮丧又究竟有何危害。伍尔夫大逆不道地提议：杀了她。而我建议让那天使与女杀人犯们来一场正面对决。为了对付她监视的目光，我提议重新收集些未做英雄的女性人物：罪人，囚犯，甚至是那些抓起武器便近距离射击的女人。面对她恼人的要求，我建议从公众记忆中救起少数几个女谋杀犯，这些离经叛道的女人与西蒙尼·德·波伏瓦和阿曼达·拉瓦尔卡绝非同类，她们的人生也与弗洛拉·特里斯坦或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毫无相似之处，但她们让我们看到，在违背了那些如无形铡刀般高悬于我们颈上的社会期望时，会发生什么事。她们的罪行尽管令人不安，却成为了一面绝佳的窗口，让我们得以观察“女性”的含义如何随时间衍变。她们的矛盾与失败就像一块幽暗的镜面，映照出女性常被遏制的情感。因此，铭记她们，重温她们的罪行和审判，重现她们的犯罪场景，对女性主义至关重要。要从她们身上找出我们自己的影子，也从我们自己身上见到她们，念出她们的名字无须畏惧：科里纳·罗哈斯，罗莎·方德斯，卡罗琳娜·赫尔和特蕾莎·阿尔法罗。
我聚焦于这四名女性的原因有很多：她们各自选中用以指向儿童或成人的武器，她们的罪行造成的公共影响，她们那令人惊讶的定罪判决，以及她们为小说、歌曲、诗歌、戏剧和电影带来的灵感。诚然，我本可以把其他一些人物也包括进来——其他那些女性杀人犯，比如因电影《女魔头》而在公众记忆中获得不朽的美国女人艾琳·乌尔诺斯；或是嗜血成性的女伯爵伊丽莎白·巴托里，瓦伦丁·彭罗斯和亚历杭德拉·皮扎尼克的文字使她的名字免遭磨灭。我甚至还可以谈一谈玛丽亚·德尔皮拉尔·佩雷斯，近在数年前，她犯下的多起罪行使她在智利获得了“新红发魔女”的诨名，当然，我也可以把目光投向那位“老红发魔女”——卡塔琳娜·德洛斯里奥斯-利斯贝盖尔，她被评论家阿莉西亚·穆尼奥斯称作“智利民族的恶母”，在殖民时期被指控毒害父亲、下令杀害情人、折磨并杀死众多奴隶。然而，我更愿意循一条少有人迹的道路。我希望看见、听到普通女人的故事，她们是职业人士、无产者、贵族和家庭帮佣，她们的罪行发生在二十世纪的智利，却让我得以越过智利狭长的国境线、超脱出案件的具体细节，探察一个更加宏大深远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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