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已连生4女的董竹君，为满足丈夫想要儿子的心愿，冒死怀上第五胎。谁料，这次生下儿子，她做了一个惊世骇俗的决定……

怀胎期间，她浮肿得厉害，走路要扶着墙。夏之时从没问过她一句，只在酒后揪着她头发骂：看你这熊样，又是个赔钱货。

1926年，难产之后，儿子落地，夏家上下这才活了过来。

丫头跑去报喜，夏之时从牌桌上站起来，却没去医院看她一眼。婆婆直接把孩子抱走，说：青楼出身的女人，不配带夏家嫡孙。

董竹君躺在床上，身上还在流血，脑子里却出奇地清醒。

说起来，她与这段婚姻之间，从来不只是恩怨那么简单。

时间倒回1913年，上海法租界一家长三书寓。十三岁的她因父亲负债，被卖入此处卖唱。就是在这里，她遇见了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夏之时。他要出钱赎她，她没哭，也没谢恩，而是直视着他开口：

"我可以跟你走。但要以正妻名义迎娶，必须送我出国读书，不许缠足。三条，缺一不可。"
夏之时愣了一瞬，应了。

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为自己开价。一个十三岁从青楼里出来的女孩，什么都没有，偏偏把尊严谈进了条件里。

此后，他真的带她去了日本。在东京的女学校里，她第一次见到不缠足的女同学骑着自行车穿行，第一次读到关于女性权利的书。

她在日记里记下了对自由的渴望，那些字，她往后几十年都没有忘记。

只是夏之时带她去日本，是为了培养一个配得上督军身份的夫人，而不是为了让她真正觉醒。

1920年代，川中军阀格局重组，他在派系倾轧中出局，军装挂在墙上，人却只能在成都家里烂着。

权力没了，他把所有的挫败感都压进了这个家——对女儿非打即骂，对董竹君动辄施暴，酗酒赌博，越来越像一个让人认不出来的陌生人。

有人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夏家这扇门里，就是这样的不幸。

1929年，大女儿在学校跟男同学说了几句话，被夏之时撞见。他当场逼这个十六岁的孩子，在"拿剪刀自裁"和"滚出家门"之间选一个。

董竹君冲上去护住女儿，换来一记重重的耳光。

耳鸣里，她突然想起了那个十三岁的自己——那个在书寓里开出三个条件的女孩。那时她就知道，委曲求全换不来尊严，只会换来更深的陷落。

她告诉夏之时：我要离婚。

他冷笑，拿着菜刀追了她几条街。她没有退，只说：女儿我都带走，其他的，你留着。

儿子夏大明，她没能带走——孩子已被过继夏家三房，她没有抚养权。这件事，成了她往后几十年间，心里最深、也最沉的一块疤。

讲真的，这世上很少有人能在一无所有的时候，还把姿态维持得这么干净。

1929年，28岁的她带着四个女儿回到上海，住亭子间，靠典当度日。没有背景，没有资本，她硬是办起了纱管厂，做成了当时上海滩唯一的女老板。

战乱之中厂子倒了，她重整旗鼓，1936年创办锦江川菜馆。

抗战年间，锦江地处法租界，她悄悄让它成为进步人士秘密落脚的地方，冒着随时可能丢命的风险。

1951年，她把价值15万美元的锦江两店，无偿捐给了国家。那不是一时冲动，是一个曾以血肉之躯守护过这份信念的人，在她认同的时代来临后，主动的一次兑现。

只是命运还要再摔她一次。在那段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她以复杂的历史背景遭到冲击，被关押审查，一关就是数年。

年逾六旬的老人，关在斗室，没有纸，没有笔，她用记忆，把自己这一生，一字一句地存进脑子里。

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们写下来。那本书，后来叫《我的一个世纪》。

从十三岁在书寓里谈出尊严，到六旬困境中以记忆著书——这样一个用尽一生守住自我方向的女人，正是在告诉我们：无论时代如何碾压，人永远可以选择站着活下去！

文章来源：《我的一个世纪》（董竹君著）、上海党史网《董竹君：一个世纪的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