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陈嘉庚前往延安，看到毛主席一个细微举动后由衷感叹：全世界罕见！
1937年冬夜，新加坡熙来攘往的厦门街上，陈嘉庚刚刚结束一场紧急募捐会，账本上又多了五十万银元，他却皱着眉头——寄往重庆的款项总有一半像石沉大海。抗战才打了几个月，远在南洋的华侨已隐约感到钱粮去向不明的隐忧。
回国查账，是他在1940年给自己定下的任务。船靠重庆那天，陪都的山城雾气浓重，迎接他的竟是盛装而来的要员和一连串红尘排场：华贵宾馆、长串宴请、触目皆是的官帽与勋章。孔祥熙在酒桌上笑言：“嘉庚先生，一切经费都花在刀口上。”陈嘉庚举杯没应声，心里却默默盘算：这刀口似乎磨得太亮。
在重庆逗留期间，他随口提起想去西北看看。周围人立即变了神色，“延安路远，况且正打仗，还是留在陪都安全。”蒋鼎文甚至半开玩笑：“万一共军挟你做人质，可就麻烦了。”这番话让陈嘉庚愈发好奇，决定亲自去一趟。

5月末，汽车颠簸在黄土高原上，尘沙裹着夕阳。抵达延安城时已近黄昏，树梢上的晚风如洗。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门口迎了他，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外衣，神情倒不见疲惫。简单寒暄后，毛泽东指着门口的条凳：“路上辛苦了，先坐。”谁知刚坐下，一个年轻勤务兵匆匆赶来，见凳已满，一时尴尬。毛泽东笑着站起，“来，同志先坐，我去里面拿张椅子。”陈嘉庚怔在当场——在重庆，如果侍从敢与首长抢座，恐怕次日就调离了。
夜深，灯火恍惚，窑洞里纸烟缕缕。毛泽东伏案写作，偶尔抬头同客人交谈。陈嘉庚忍不住问：“主席何以夜夜不眠？”毛泽东打趣：“白天忙跑腿，晚上才有空算账。”说罢又埋头批阅文件。那一刻，陈嘉庚突然意识到，自己眼前的这位领导人把节约当成本能，把时间当作唯一可无限增值的资本。

随后几天，他被请去看延安女子大学。教室里土炕当课桌，墙上贴满标语，可学生们的眼睛亮得像灯。朱德陪着介绍，“这些南洋来的孩子，学费全免，口粮统配。”陈嘉庚心里一动，暗想：华侨捐来的谷米若能落在这般去处，倒也值了。午饭时，两碗二合米、一碟野菜，朱德笑着说“招待贵客稍加了一只老母鸡”。陈嘉庚却吃得愧疚——在重庆，他几乎顿顿山珍海味。
“延安到底缺什么？”他问。回答令人意外：“我们不缺决心，只缺时间。时间多一点，敌人就必败。”这种从容，令他反复品味。
考察结束前一晚，毛泽东把陈嘉庚留下聊天。灯下，两人论到国家出路。毛泽东慢慢说：“倚仗外援不如发动自己，群众是一切胜利之母。”陈嘉庚沉默良久，才吐出一句：“海外千万侨胞也算群众吧？”毛泽东点头，“当然，也靠你们。”

7月初，陈嘉庚回到重庆，立刻举行汇报会。会场里挤得水泄不通。有人小声提醒：“话可得留份儿神，别触怒当局。”他却开门见山：“延安没有神秘，只有实干；没有贪墨，只有清贫。”台下掌声与窃窃私语交织。一位记者追问：“您见到毛先生时有何感想？”陈嘉庚答得干脆：“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领导人给勤务兵让座。”
消息像风一样传到官邸。几天后，特务频频上门“联络”，暗示他行程改道。陈嘉庚拂袖而去，写下一句给友人的信：“若道路被堵，那就让事实自己开路。”南洋报纸很快刊出《延安纪行》，标题醒目，读者踊跃。侨界捐款方向悄然改变，一批批药品、布匹顺着滇缅公路运往西北。
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就此与重庆彻底决裂，而是再三向蒋介石提出整饬军政、减省冗费的意见。回信迟迟不来，倒是暗探的影子越来越多。遗憾的是，这场良性的劝谏终究没能撬动既得利益的铜墙铁壁。

那个年代，许多有钱有识的华侨既要筹粮，又要在两条战线上作选择。陈嘉庚的延安之行不过九天，却像一粒火种，改变了海外舆论的风向。他身体力行证明：判断一支队伍的未来，不必看礼炮与礼遇，只需观察它如何对待最普通的人。对他而言，让座的小动作比千言万语更有分量。
1940年深秋，他踏上归国的轮船，夜色里回望山城灯火，心中已有答案——前途因信任而生，信任来自眼见。眼见之下，旧世界的浮华已成过去式，新希望却在黄土地上悄然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