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昨天忽然问我：“爸，你会不会电焊？”
这一问，像是有人按下了时光的倒带键，四十多年前的画面一下子涌了上来，清晰得有些晃眼。
那是八十年代初，我在二连接受钳工培训。说是钳工培训，其实焊工也得一起学。当时的要求是，二级钳工考试合格了，电焊也差不多练到了最好的阶段。平焊我已经掌握得比较扎实了，立焊刚刚开了个头，还没来得及深入，就被调去教导队学习了。仰焊自然也就没学成。这一课，后来成了我心里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在以后的工作中，时不时地就会让我感到不便。
当时连队里有个战士，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印象里算是个新兵。他在焊工这条路上走得很认真，学得也好，后来调到三连去了，听说成了高级焊工。再后来，消息传回连队，说他因为技术好，被深圳一个大老板挖走了——八十年代中期，一个月能拿一万元。那时候万元户都还让人羡慕得不行，他一个人一个月就挣这个数，我们听了，真是又羡慕又替他高兴。
可我自己的焊工路，真正被“烤”验，是在回到连队之后。尤其是当上排长那阵子。
那时我们排承担了万安水电站项目的通讯和照明预埋工作。这个活儿说起来不算大，但极其琐碎，而且时间卡得特别紧。七支队那边把立模板搞好，马上就要浇筑，留给我们的预埋时间就那么一小截。有时候模板和立筋之间的空间窄得不像话，焊帽根本塞不进去，怎么办？只能看一眼位置，闭着眼睛凭感觉点一下。
那哪里是“看”位置，分明是用眼睛直接盯着电弧光。
电弧一闪，眼前就是一片白，然后是一片黑。一天下来，眼睛疼得像是塞了两把沙子。
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了，我躺在那里，眼睛又红又肿，疼得没法合眼。家属就整晚整晚地用凉水浸湿毛巾，敷在我眼睛上。凉意渗进来，能舒服那么一小会儿，可毛巾一拿开，灼痛又回来了。实在疼得受不了的时候，我就去连队找那些刚生完小孩的女战友，讨一点奶水。说来也怪，奶水这个偏方特别管用，敷上去，那种火烧火燎的痛很快就能压下去。
那时候的工作节奏，用“连轴转”都不足以形容。因为预埋是配合七支队，他们那边的进度一变，我们就得跟着动。常常是刚从工地回到连队，鞋还没换，任务又来了。有时候刚刚睡着，迷迷糊糊中被人叫醒，背上工具就走。
最惊险的有两次，我到现在想起来，后脊梁还发凉。
一次是背了一捆焊把铜线，大概有八九十米长，八九十斤重，我爬上已经立好的模板，谁知道里面的拉筋根本没有固定好。那个模板有四米多高，我一脚踏空，整个人就那么悬在了半空中。底下什么都没有，风从脚底板往上窜。我死死抓着模板，脑子里一片空白，等旁边的人七手八脚把我拽上去，我才发现后背全湿了。
还有一次在GS室，排架有二三十米高。我背着焊把线踏着竹跳板往上走，脚下的竹跳板突然绊了我一下，整个人往前一栽。那一瞬间，我两只手本能地往前一抓，正好抓住了斜拉的脚手架钢管。人吊在半空，晃来晃去，焊把线在身后甩。我低头看了一眼，二三十米下面，水泥地面硬邦邦的。
等我慢慢从上面走下来，排里一个姓周的战士跑过来跟我说：“排长，刚刚我差点在上面掉下来。”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那一刻，我才真正感到后怕。不光是怕自己，更是怕——如果那天不是我，而是他出了事，我该怎么向他的父母交代？
我当下做了个决定，对排里的战士说：“今天的工作暂停，明天加班补上。”
他们听了，一个个都挺高兴。
其实我心里也在暗暗窃喜。不是因为偷了懒，而是那个决定让我意识到，排长不光是带头冲的人，更是要对每一个兄弟负责的人。这个道理说起来简单，但那一次在高高的排架上，它才真正刻进了我的骨头里。
在当排长的那段日子，我真的是拼命三郎。有一回带着一个战士，从东风车上装卸钢管，满满一车，我们两个人一根一根往下扛。装卸完之后，浑身像散了架，连着好几天，抬胳膊都费劲。现在回想起那一幕，浑身上下还会觉得不自在。
可是，那些年，那些电弧光，那些深夜里凉水敷眼的夜晚，那些悬在半空中的瞬间，那些和战友们一起扛过的钢管、焊过的接头，它们都实实在在地塑造了我。后来的人生里，再遇到什么难事，我都会想起当年在排架上的自己——悬在二三十米的高空，手里攥着唯一能抓住的东西，咬咬牙，也就过来了。
女儿问我：“爸，你会不会电焊？”
我说：“会。会一点儿。”
其实我心里在想，我何止会电焊。我焊过的，是一个排长的责任，是一段再也没法重来的青春，是电弧光里那个年轻而莽撞的自己。20260530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