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汇 听见世界丨在史学研究中，我们一直存在对“礼”的误读，认为“礼”是中国一个具有永恒形式的文化概念。受这种观念的误导，学者们常常将“礼”当作汉朝至清朝以来，统治者所采用的单一观念或静态实践，这种观点也助长了礼制使“征服王朝”汉化的说法。这一假设使得学术研究经常通过回溯“礼”在早期中国的起源和最初的表达方式，来强调“礼”所蕴含的哲学逻辑以及特定的礼制实践背后的根源。尽管这类研究很有价值，它拓宽了我们对中国国家及象征性权力、仪式行为背后的逻辑认知，但它忽略了礼制实践的不确定性和中国王朝文化语境不断变化的事实。清朝的卓越之处不在于统治者将“礼”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因为这几乎是近代以前中国所有王朝国家的做法；而是清朝如何转变各种礼制实践来构建一套独特的政治体制，使其能够在早期近代世界中心统治一个庞大的多民族帝国。因此，需要将“礼”的具体实践与一般观念区分开来。清朝的礼制实践在三个层面发生了关键性转变：君主专制的本质、统治的扩大和政治秩序的形成。历史学家已经阐述了其中许多方面的转变，尤其是清朝作为一个多民族帝国，创设了新的机构并革新治理实践。然而，这些研究的焦点大多集中在政治和军事机构上，却没有正确看待“礼”的作用，例如皇帝的行为举止及其影响，开疆拓土带来的对新领土和族群的统治挑战，如何在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的政治参与者之间维持平衡——清朝前中期所经历的一切并不只是不同形势下毫不相关的事情，它们其实都与国家实践和政治文化的转变有关。“礼”的第一个转变是加强了君主地位和专制权力。清朝礼制观念和实践的变化有助于巩固世袭统治，其中统治权力专属于皇帝个人，而皇室宗亲则可以参与政治管理。例如，清朝社会伦理观念发生转变，强调了君臣关系中对君主的忠诚，并以牺牲孝道或父子关系为代价强化了这一点。在之前历朝历代的思想和行为中，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往往互相争夺优先地位，明朝甚至将父子关系置于君臣关系之上；而清朝却强调皇权至上，即君臣关系高于父子关系，这在丧葬仪式或双亲去世的丁忧礼中得以充分体现。明朝时，官员丁忧要离职三年，回家为父母守丧。在此期间，他的行为要受到约束，例如要穿着特定服饰并禁止再婚等等。明太祖取缔了“夺情”的做法，严禁官员在任上服丧，他还要求维护人伦孝悌。但这种情况在清朝发生了转变，起初这种转变不太明显，康熙皇帝只是默许“夺情”的做法，随后他在与官员交流中逐步鼓励“夺情”之举，直到18世纪雍乾时期，“夺情”才成为一种常态，这使“礼”的含义在人伦观念和服丧礼仪方面都发生了改变。清朝对“夺情”行为的新论调，把为皇帝直接服务的行政管理当成一种更高层次的家产官僚主义行为，以牺牲理想道德标准的方式强化了官员对皇帝的忠诚。第二个转变是用“礼”来整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在明朝这样单一民族的汉族王朝中，“礼”意味着坚持以特定方式来解读经典，并在社会等级中排斥其他民族。然而，随着清朝统治范围扩大到周边地区，清政府的组成也包含了其他民族。在外交层面，这意味着“礼”从一种与其他国家保持一定距离的排他性行为，转变成将它们整合进清帝国的融合性行为。为此，清朝还制定了友好往来的“宾礼”，但它本质上体现的是森严的等级，与周围弱小国家的君主相比，清朝在其中占据最高统治地位。这里所说的“礼”意味着要接纳外藩君主，并进一步宣扬清朝独特的统治观念，将周边领土纳入清帝国的体系之中。在此模式下，何伟亚（James Hevia）写道，“清廷最关心的，是在一个多主制、多权力中心的世界上，如何以适当方式构建最高权力”。在典礼中，清朝皇帝会赐予小国君主恩惠，像衣饰、玉如意、御笔书法、历书或佳肴；小国君主也会回赠一些物品，如世系族谱、国家特产，并表达对皇帝恩赐的感激之情。此外，前来朝觐的外藩君主的言行举止，都要合乎清朝的礼仪规范，以表明他对大清皇帝的忠诚。于是，周边国家被纳入了清朝的礼仪体系。礼制方面第三个转变是行政机构的组织架构。与宋、明等汉族王朝不同，清朝通过册封皇室宗亲并授予官职，将其纳入政治秩序之中，极大地削弱了专职官僚精英的势力，将皇室成员渗透进官僚阶层。这些皇室宗亲的等级比普通官员要高，这也促使国家重新调整品级头衔以及与此相关的言谈举止和着装要求。除了将宗亲这一新的阶层纳入行政管理中，清朝统治者还任用来自不同民族的官员，因而更是需要对行政组织、等级制度和法律法规方面的礼制规定加以调整。实际上，清朝有三个不同的行政组织：文官系统、八旗组织和内务府。这三个层面的组织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例如，1713年康熙六十大寿，就是由八旗组织的驻防将军、副都统与文官体系的总督、巡抚一同主持，当时的西安驻防将军从北京典礼归来时，副都统和总督要一起在城外某处迎接他。在此情形下，仅靠旧的礼法来界定不同官僚组织的政治地位以及他们在清朝等级体制中的互动准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修订礼制来适应新的情形。清朝礼制实践的重大变化不仅体现了“礼”的不确定性，还阐明了它是如何塑造清朝统治形式的。清朝采用了一种特殊的礼制形式，来解决王朝权威性、合法性和规训等普遍问题，从而在等级森严的政治组织与皇室宗亲的利益中，重新塑造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清朝还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其政治体制中融入了来自不同民族的不同团体。清朝礼制并非像人们误解的那样，强行套用汉族传统的单一形式，而是重新界定了政治秩序，调整了实践规范，来共同维护民族特色、文化和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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