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41年，14岁的黄有良被10几个鬼子，扒光了衣服乱摸，姑娘拼了命反抗，把鬼子惹火了，举刀就要劈她，怎料，带头的鬼子却放了她，黄有良以为撞上了好人，哪知道，这是她一辈子噩梦的开始。
 
1941年秋天的一个早晨，海南陵水架马村的雾气还没散尽。14岁的黎族姑娘黄有良背着稻笼出门，想趁着凉快多干点农活。

没走多远，路边突然冲出十几个日本兵，叽里呱啦喊着听不懂的话。小姑娘吓得扔了担子往山里跑，可哪跑得过天天巡逻的士兵。

她被按在地上，粗布衣裳被撕成碎片，十几双粗糙的手在她身上乱扯。羞愤和恐惧让她猛地咬住一个鬼子的胳膊，对方吃痛暴怒，举刀就要砍。刀刃快要落下时，带队的军官喝止了手下，盯着她看了几眼，生硬地说了句“滚”。

黄有良连滚带爬回了村，心脏跳得快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她以为遇上了好人，捡了条命。可这份侥幸没持续几天，那队日军就找上了她家的茅草屋。

他们不再装模作样，天天堵在门口叫骂。黄有良躲在柴堆后不敢出声，父母就被拳打脚踢。为了保护爹娘，她只能站出来。从那天起，五个月里，她没过上一天安稳日子。

1942年4月，日军不再满足于上门骚扰。一伙人闯进院子，把她捆起来押上军车。车子颠簸了一百多里路，到了三亚藤桥的一处日军军营。

这里围墙高耸，门口有持枪哨兵，里面关着十几名年轻女子。黄有良失去了名字，只算个编号。白天搬砖运粮，晚上被轮流糟蹋。

屋里总是弥漫着血腥味和哭声，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毒打。有个叫陈有红的姑娘不肯屈服，被打得子宫破裂，疼死在墙角。

还有女孩子咬断舌头，尸体像丢垃圾一样被扔到乱葬岗。有人夜里逃跑被抓回来，打个半死关进黑屋，用来吓唬剩下的人。这样的日子，黄有良熬了两年多。

转机出现在1944年6月。她的堂兄黄文昌听说后，冒险跑到军营门口，跪在地上谎称黄有良的父亲死了，要她回去奔丧。日军看着她瘦得像根柴火，半信半疑地松了口。

一离开营区，黄有良就知道这是唯一的活路。家人连夜在村边堆了两座假坟，对外说父女俩都“没了”。接着全家逃到一百多里外的保亭县，才算真正甩掉了日军的影子。


回到家乡，黄有良以为噩梦结束了。可村里的闲话像针一样扎人。人们指着她的后背议论，丈夫也觉得脸上无光，时常对她发脾气。

她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咽，常常一个人坐在门槛上发呆，念叨着自己不是自愿的。战争毁了她的青春，战后的白眼又压了她一辈子。

她生了五个孩子，丈夫从不提过去的事，只说“以前的不问”。这句简单的话，让她憋了几十年的委屈终于有了出口。

2001年，已经74岁的黄有良听说有律师帮忙起诉日本政府。她没怎么犹豫，就和另外七位受害的老姐妹一起，坐了几天几夜的车到了日本东京。

法庭上，她穿着干净的蓝布衫，用黎族方言讲起六十年前的遭遇。翻译一字一句转述，旁听席上有人低头抹泪。她们不要钱，只要一句道歉。可官司一打就是十年。

2006年一审败诉，2009年二审又被驳回。2010年，日本最高法院判下来了，承认她受过苦，却不肯赔一分钱，理由是“个人不能起诉国家”“时间太久过了期限”。听到消息那天，黄有良对着镜头说，官司打不赢，死了都闭不上眼。

和她一起起诉的老姐妹一个个走了。2013年林亚金去世，2014年邓玉民去世，2017年5月陈亚扁去世。黄有良成了最后一个还在等说法的人。

2017年8月12日，她在海南陵水的家里离开了人世，享年90岁。两天后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她的葬礼上摆满了白色的菊花。儿子说，母亲临走前还惦记着官司的事。

黄有良走后，家里人收拾遗物，发现一个发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黎文写着“莫忘藤桥”。这四个字的笔迹很深，像是用了全身力气写出来的。

当年日军在海南岛设了七十多处慰安所，至少二十万中国妇女被推进火坑。黄有良是少有敢站出来说话的人。

她用十年光阴，把那段被掩埋的历史摊在了阳光下。日本法院虽然没判她赢，但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日军实施了绑架和强暴”。这本身就是铁证。

现在，村里老人提起黄有良，都说她是个硬骨头的女人。年轻时遭了那么多罪，老了还敢漂洋过海去讨公道。她没等到那句道歉，可她留下的证词和那个笔记本，谁也抹不掉。

时间能带走亲历者，却带不走刻在历史里的伤痕。那些活着的人，那些记得的人，还会接着讲下去。就像田埂上的野草，春风一吹，又冒出新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