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海南陵水，14岁黄有良田间遇日军，被十余名士兵围堵侵扰拼命反抗，军官叫停行凶放走她，短暂善意是伪装，后续她被长期侵害，抓入慰安所，往后数十年都活在侵华日军留下的伤痛里。
 
1941年，海南陵水乙堆村，14岁的黄有良还是个普通黎族少女，这年农历十月初五的早上，她像往常一样挑着稻笼去村外的水田干活，那年日军已经占领陵水，村里时常能看到日军四处游荡，抢东西、抓村民当苦力，村里人平时都尽量躲着日军。
 
黄有良走到田间小路时，突然被十余名日军士兵围堵，这些士兵看着年纪不大的少女，开始动手动脚，拉扯她的衣服。
 
黄有良吓得拼命挣扎，用手推、用脚踹，嘴里大声喊叫，想挣脱这些士兵的包围，日军士兵被她的反抗激怒，有人拔出刺刀，对着黄有良比划，想要动手伤害她。
 
就在刺刀快要刺到黄有良的时候，一个日军军官走了过来，拦住了动手的士兵，这个军官戴着白手套，对着士兵说了几句日语，士兵们停下了动作。
 
军官看了看黄有良，挥挥手让她离开，黄有良又惊又怕，不敢多停留，赶紧跑回了家，她当时以为自己遇到了好心的军官，侥幸逃过一劫。
 
黄有良没想到，这份短暂的善意全是伪装，那个军官并没有真的放过她，而是悄悄跟在她身后，摸清了她家的位置，当天晚上，这名军官就带着士兵来到黄有良家，闯进屋里对她实施了性侵。
 
从这以后，日军频繁上门找黄有良，她为了躲避侵害，经常躲到邻居家，日军找不到她，就对她的父母拳打脚踢，逼他们交出女儿。
 
黄有良看着父母被欺负，心里十分难受，为了不让父母再受牵连，她只能不再躲藏，被迫忍受日军的长期侵害。
 
1942年4月，日军直接把黄有良抓走，押到三亚藤桥的军营，关进了那里的慰安所。
 
慰安所里警戒很严，关着很多和她一样被抓来的年轻妇女，大多是黎族和苗族少女，年纪最小的只有14岁。
 
在慰安所里，黄有良受尽了非人的折磨，白天，她要被迫干重活，扛木头、挑水、打扫军营，晚上，要被多名日军轮番欺凌。
 
慰安所的条件特别差，吃的东西很少，住的地方又脏又挤，生病也没人管，有些同伴受不了这样的折磨，选择自杀，还有人逃跑被抓回来，当场被打死，黄有良亲眼见过同伴被扔在太阳下暴晒致死。
 
1944年6月，黄有良的堂兄弟黄文昌为了救她，想出了一个办法，他来到日军军营，谎称黄有良的父亲去世，需要她回家奔丧。
 
日军担心黄有良死在军营里，才勉强同意放她回去，黄有良回到家，才知道父亲去世是假的，都是家人为了救她编造的。
 
为了彻底摆脱日军，家人在村里堆了两个坟堆，假装黄有良和她父亲已经去世。
 
之后，一家人连夜逃到一百多公里外的保亭县，躲在深山里，直到1945年日军战败投降，才敢回到陵水老家。
 
抗战胜利后，黄有良以为苦难已经结束，可日军带给她的伤痛，伴随了她一辈子。
 
回到村里后，她的遭遇被村民议论，有人说难听的话，让她抬不起头，她后来结婚成家，有三女两男五个孩子，却从不主动跟子女提起过去的经历。
 
年老后的黄有良身体很差，腰一直不好，大部分时间只能卧床休息，体重不到40斤，住在陵水英州镇乙堆村一间十几平米的老屋里，她很少出门，平时就坐在床边，看着窗外，沉默寡言。
 
2001年7月16日，74岁的黄有良下定决心，和陈亚扁、林亚金等7名海南慰安妇幸存者一起，到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起诉日本政府，她们要求日本政府公开道歉，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
 
为了打官司，黄有良多次赴日出庭作证，2008年1月，她还主动要求再次赴日，说官司打不赢，死了都闭不上眼睛。
 
这场官司打了近十年，2010年3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虽然承认侵华日军绑架和强暴慰安妇的事实，却以个人无权利起诉国家为由，驳回了她们的诉求。
 
2017年8月12日，90岁的黄有良在乙堆村的家中去世，她是中国大陆最后一位起诉日本政府的慰安妇幸存者，至死都没等到日本政府的一句正式道歉。
 
往后数十年，她始终活在侵华日军留下的伤痛里，这份苦难，从来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