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2年荷兰远征军百余人竟在澳门被仅50名守军打败，荷兰运气为何如此之差？
1601年的马六甲港口，刚刚上任的荷兰东印度公司督舰司库在舱面低声嘀咕：“只要夺下澳门，白银、丝绸、胡椒全都属于我们。”旁边的水手却摇头：“天朝的门户，可不是随便推开的。”一句玩笑，道出日后冲突的伏线。二十年后，这句野心勃勃的计划终于被付诸行动。
那时的澳门，面积不足三十平方公里，却像一枚楔子卡在东亚海贸主动脉上。葡萄牙人凭借它，将南洋群岛的香料、印度的棉布与日本的白银接驳到明代沿海，银子再换走丝绸、瓷器，财富滚滚。荷兰在巴达维亚苦等十余年，算明了账：只要拔掉澳门这颗钉子，卢森堡股东们就能把分红翻倍。
于是1622年夏初，雷约兹舰长奉命率十余艘战舰北上。船舱里装满火炮、火药与六百名陆战兵。海风顺畅，船员们在甲板上唱着《橙花颂》，谁都以为这趟是去收割战利品，而不是赌命。6月22日清晨，舰队驶入珠江口，炮口对准了那座白墙红顶的小城。

守城的是卡瓦略，一个习惯在教堂唱诗的前军官。港口泊船不足十艘，常规守军不过五十来人。更糟糕的是，正值端午，许多葡萄牙水手跑去广州置办货物，城中兵力比账面数字还要少。卡瓦略踩着被海风侵蚀的木楼梯巡视炮台，心里直打鼓，却还是佯作镇定，“诸位，后退一步就是大海。”他的话说得不响，却给城墙上的十几门旧火炮添了几分底气。
澳门的炮台虽旧，位置却刁钻。几处高地对着狭窄水道，正对来船船头。荷兰旗舰“加利亚”号刚一露面，三发铁弹便在船侧开了窟窿。雷约兹扶着被震落的桅杆，血顺额角流下，脑中却只有一个念头：必须登陆。旗舰被拖向外海，“雷尔松长官受伤！”副官卢芬接过指挥权，硬着头皮下令抢滩。
滩头并不宽阔，退潮后露出两道天然水坑，当地人叫大龙泉、二龙泉，乍看是浅洼，实则淤泥深陷。荷兰士兵扛着火药箱甫一跳入，膝盖即被泥浆牢牢黏住。岸上火枪与鸟铳连珠而至，弹药车被击中，轰响夹杂硝烟，半个登陆梯队瞬间乱了阵脚。卢芬踉跄爬上礁石，回头一看，只有约三百人跟在身后。

如果说炮火给了荷兰人第一记闷棍，那么接下来的一幕则彻底摧毁了他们的胆量。卡瓦略临时宣布：凡参战黑奴，胜后赐自由。不到半个时辰，三百名原本推炮、搬货的非洲人自发结成锋线，手握长矛、砍刀，呐喊撞向尚未摆好方阵的荷兰队伍。卢芬惊呼：“怎么连奴隶都不要命？”却已被一柄钉锤砸断了指挥旗杆。
巷战持续不足一刻钟。荷兰人企图回头渡水坑，却发现原来的浅洼已被潮水灌满。有人脱甲游水，疲于击浪，沉没在混着火药味的海面。有人被追入葡萄牙民房，遭到石块与滚油阻击。期间甚至传来妇女高声呼喊：“砸他！”情景混乱得像一出即兴戏，却将荷兰队列彻底打散。
傍晚时分，幸存的荷兰士兵爬回小艇。潮汐推搡，船只难以靠泊，又有岸炮瞄准撤退通道。战舰一侧的风帆被烧穿，浓烟拖出长长尾巴。此刻荷兰人才明白，远洋带来的沉重火炮与在岸上拼命的黑奴、渔民相比，优势并不绝对。雷约兹捂着头伤，被医生用酒精清洗，迷迷糊糊地喃喃：“这是哪来的五十人？怎么像五千。”

澳门城墙上，卡瓦略查看缴获的旗号，身边的黑奴仍喘着粗气。“先生，承诺作数吗？”一个壮汉扔下钝刀，眼神复杂。卡瓦略点头，没有多说。这一刻，自由与领地交换了位置，同样珍贵。
与此同时，距此千里之外的南京，海道副使徐如珂已将急报送上案头：荷兰犯境，葡萄牙请援。崇祯朝廷正为辽东军费焦头烂额，无力调兵，只准许澳门加筑南湾炮台。清凉山下，京官议论声淡出簿册：让夷制夷，省银两也省麻烦。对岸的争斗就像潮起潮落，只要不直接踏上内地土地，朝廷宁肯充耳不闻。

荷兰东印度公司事后在巴达维亚召开的董事会上，有人统计损失：死亡二百余，溺亡不计，战舰折损三桅，耗银超预算三成。反对派冷嘲热讽：“千人换不回那座小城，值吗？”会场短暂沉默。贸易数字最能说明一切，澳门仍旧源源不断地将白银输往中国，荷兰只得转而挖掘澎湖与台湾的新据点。
这场持续不到一天的登陆战，被后世军事史家评为典型的小强硬碰硬：一方凭借火炮与地形，另一方志在闪电战，却败于后勤、指挥与士气综合失衡。而真正决定转折的，是那些原本被视作工具的民众——黑奴、渔夫、摊贩——临阵一跃，成为左右胜负的关键变量。荷兰报表上看似微不足道的“人力成本”，在澳门被放大成不可估量的风险。
若论海上霸权，荷兰仍会在东亚继续打转；若论葡萄牙的坚守，他们终究没有能力扩大战果。1622年的硝烟散去，珠江口依旧繁忙，船帆上下银锭、丝绸、胡椒与火药。卡瓦略后半生留在澳门，黑奴中的部分人领到自由证后做了水手，偶尔在酒馆里给新来者讲那场只赢了半天就定江山的战斗；他们举杯时常常低声补一句：“别小看一座城，也别小看穷人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