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程莲珍被俘后，李达跟毛主席说："主席，这个女匪首，底下人要求杀！"毛主席却说："好不容易出了个女匪首，还是少数民族，杀了多可惜啊！"

这句话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了一下。按照当时的剿匪条例，匪首落网走到这一步，结局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但毛主席的想法，显然不止停在这一层上。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先说说当时西南的局面。1950年初，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完成解放西南的主要军事任务之后，各省留下了一个棘手的后续问题——数量庞大的残余武装。

西南军区的档案记录显示，贵州、云南、四川三省境内，1950年初登记在册的武装匪帮人员合计超过数十万，其中相当一部分钻入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和与当地村寨的关系，几次躲开解放军的围剿。

1950年2月，西南军区正式下令展开大规模清剿，贵州因山地地形复杂、民族构成多样，成了任务最重的省份之一。

前两年清剿下来，大股匪帮基本被压垮，但零散残匪藏入边远山区的情况一直没有根绝。军区上层也逐渐意识到，在少数民族聚集的地方，单靠武力清剿很难从根子上解决问题，强制手段容易让族众产生疑惧，反而给残匪留下了藏身的余地。

程莲珍就是这个背景下被抓到的。程莲珍是布依族，早年被当地豪强裹挟入伙，长年活动在惠水、长顺、紫云交界的深山，熟悉山路，也熟悉各处村寨的人脉，数次从解放军的包围中脱身。

1953年剿匪进入收尾阶段，程莲珍藏匿在龙里县一户农家，最终被当地剿匪队锁定抓获。

案子逐级上报，消息传到西南军区，基层干部和受害群众纷纷递交诉求，要求按条例处决。西南军区参谋长李达当时刚结束朝鲜相关工作返回北京，面见毛主席汇报西南全境剿匪进展，说到程莲珍这个案子，直白转述了下面的普遍意见——所有人都主张枪决，没人想到毛主席会给出另一个方向。

毛主席没有顺着地方诉求走，而是提起了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旧典，讲的是攻心比强攻走得更长远的道理。

这背后，是1952年中央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以来，党对少数民族工作一贯坚持的基本立场——团结优先，政策引领。

贵州历史上部分少数民族长期受封建豪强盘剥，对外来政权存有戒惧，部分族众被迫加入土匪武装，若一律处决，非但化解不了族群疑虑，反而可能激化矛盾。

李达接到指示返回贵州，召开军区会议传达中央意见。基层官兵一时难以接受，在山里追匪多年，很难平心接受就这么放人，李达结合民族治理的实际需要，逐一疏导大家的想法。

两个月之后，惠水县城举行了一场数千人到场的群众宣判大会。法院宣读特赦文书，程莲珍站在台下，此前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这个结果让程莲珍当场愣在原地。

走出看守所的程莲珍没有沉默，主动找到当地政府，报名参加劝降工作。程莲珍背着干粮，只身走回曾经盘踞过的那些山寨，挨家挨户找落网土匪的家属，用自身经历讲解宽大政策。

短短一个多月，二十二名藏匿山林的散匪下山投降。仍有三名顽固匪首躲在岩洞里死活不肯出来，程莲珍主动带路，配合剿匪队进山精准找到藏身位置，协助官兵完成最后的清剿。

1956年，贵州省民族工作会议上，程莲珍这个案子被作为典型事例专门提及，总结出的经验是：以政策感化代替单纯镇压，在少数民族地区收到了实效。

这个经验，后来成为贵州推进民族工作的重要参考之一。据《李达传》及相关党史资料记载，1953年西南剿匪基本结束时，贵州全省累计歼灭和争取投降的武装匪帮人员逾十余万，通过攻心手段促成投降的比例相当可观，程莲珍案正是这一方针里最具代表性的那个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