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老家乡村有个传统，每当有老人去世，家属办白喜事宴请亲朋好友的同时，会搭台请戏班子唱戏，作为守夜席间的解闷节目。被邀请来唱戏的戏班子水平参差不齐，往往取决于家属的财力和社会关系。

当然请到不入流的表演团体并非毫无惊喜。当三流戏子咿咿呀呀的唱腔让人昏昏欲睡之时，戏班子会识相安排他们退场，换上衣服布料比较少的舞者给观众们表演一些攒劲的节目。这时候大姑娘和小媳妇们假装聊天的同时会抽空伸手掩住小朋友的眼睛，以免白花花的大腿提前踢出他们的青春。而忙着划拳喝酒的老家伙们倒是会适时放下筷子，正襟危坐抵近进行严肃欣赏。

每次看到中国的电影人哀叹审查严格，无法拍摄黑深残的内容，以表达直击“人性”、“真相”和“现实”之类的主题的时候，我都会想起以上这个纷扰嘈杂而又充满快活气氛的时刻。源源不断有那不入流的戏子，在台上象征性扭两下就把裤子脱了拿下三路吸引观众眼球，再琢磨作样套上镣铐装装苦情，控诉黑暗的社会逼良为娼，念叨生活的艰辛不易为自己的无能和取巧寻找借口。他们其实知道自己取巧的事实和原因，但总是不愿承认这个辛酸而绝望的事实，转而去攻击梨园大班们的表演虚假不真实、脱离现实。

商业作品离不开三头：拳头、枕头和户头。但是充满这些要素的未必是一部好的作品。而在三头之外绝望地诉诸大头，让进电影院的观众花钱听演讲、上研讨课，在可怜之外就更显得可笑了。让这些干不好本职工作的混子们有工开、有钱赚，这才是中国观众失职和需要反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