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炳炎和廖汉生与彭老总意见不合，贺龙批评两人态度，要求他们就顶牛行为进行严肃检讨
1947年盛夏，榆林北门的土墙被曝晒得发烫，守军的岗哨像一排灰褐色的钉子钉在黄土梁上。胡宗南的电台日夜喧嚣，他要把陕北这块“钉子”牢牢焊进国民党防线。对面，刚刚组建的西北野战军却把榆林视作突破口——只要拔掉这根钉子，胡宗南在西安的部署就会被撕开一道缺口。
彭德怀担纲野战军司令员，他收到中央电报：西北必须拖住国民党主力，为华东、华北的大决战腾出时间。兵力不足、火力单薄，却要打出声势，这支靠山吃山的部队最大的资本是顽强。榆林战役由此在8月6日凌晨打响。

榆林城并不大，却坐拥延绥公路、无定河码头和盐碱滩的牧草，战略地位超乎城墙高度。国民党第22军司令邓宝珊镇守此地，他与共产党旧识犹在，但军令难违。城外，钟松的整编36师正星夜北援，企图合围彭部，堵死西北野战军南下的通道。
开炮的那天，解放军的火力只有缴获的92步兵炮与少量迫击炮。石砾崩飞，城头的机枪却纹丝不动。攻坚受阻，第一纵队的突击部队贴墙爆破，一连换了三拨人。天亮时仍未撕开豁口，援敌的尘嚣已在西南地平线上腾起。
胡旋风一样的烟尘带来两万敌军。彭德怀权衡再三，下令撤出正面，以穿插机动拖住对方。一纵主攻未果却付出血代价，彭德怀火气上涌，深夜里抓起电话便是一通狠批：“战斗打成这样，脸往哪儿搁？”话传到前线指挥所，廖汉生脸色铁青。电话刚落，他转头冲贺炳炎压低嗓音：“总不能总让咱们背黑锅吧？”贺炳炎把镶了缺口的马刀往桌上一放：“打仗要死伤，咱认；可不能说兄弟们没拼命。”

十几天后，部队向清涧机动。被压抑的情绪并未散去，一场内部碰撞悄然逼近。5月11日晚，前线简易指挥部亮着煤油灯，彭德怀召集数名纵队主官复盘榆林失利。话锋一转，他直指“一纵动作迟缓”。廖汉生忍了几句后终于拍桌而起，“我们不是稻草人！”屋里空气顿时僵住。彭德怀瞪着满是尘土的面庞，沉声回应：“战场上只有成败，没有委屈。”
山风吹灭了灯芯，外头枪声稀疏。贺龙闻讯赶来，他知道两边都是不肯服软的烈火。老红二方面军出身的他拍了拍两人肩膀：“兵还得打，仗还要赢，枪口不能对内。”随后转向彭德怀，“总前委的决策再硬，也要下面打得动；可执行命令的人，必须知道何为绝对服从。”这番话等于一桶冰水，浇灭了火星。会后，三人站在窑洞口默了片刻，贺炳炎低声道：“老总，我和老廖有错，明白了。”彭德怀点头，只吐出一句：“愿见改变。”矛盾至此翻篇，却给全军敲了一记沉钟——纪律与血性要并存，否则皆成软肋。

转眼进入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向关中西翼推进，宝鸡成了新目标。宝鸡是陇海铁路的咽喉，守军有马步芳骑兵第15军、整编76师，火炮与飞机配合娴熟。解放军连夜渗透，一度插旗城西。可当西安方向的空中轰炸和重炮火网压来，各纵队分割突击的节奏乱了，协同无线电在密集干扰下失灵。不到48小时，攻城部队被迫退出。彭德怀把这场失利列进自己的“四大败仗”。
宝鸡之败暴露三重短板。首先，重火力差距如同天堑，一旦进城而无反装甲与防空，胜利也只是暂借。其次，多兵种协同刚起步，纵队之间信号不畅，火力互援成空谈。最后，连续作战压榨了基层军官的精力，令指挥链条松散。战后西北野战军掀起一轮整编：重组炮兵营，引入地方工厂加紧复制迫击炮，电台编制写进团级编成，纵队政治机关被要求同步训练指战员与参谋骨干。

值得一提的是，这番整军并未磨平个性。贺炳炎仍旧爱骑那匹灰骡子巡阵，腰间菜刀不离身；廖汉生写进《纵队政治工作须知》的第一条，依旧是“敢骂娘，但要服军纪”。而彭德怀在之后的临汾、晋中会战里，对第一纵队的电文只剩寥寥几字：“务必如期到位。”他知道，这支部队已学会在雷霆火网中自己找路。
从榆林到宝鸡，西北野战军既有战术挫折，也完成了快速磨合。火炮与电台终究会补齐，但更难得的是在硝烟里厘清权责，捏合人心。1948年秋天，这支部队将重新踏上陕北黄土地，带着新的番号——西北军区第二军，朝着渭水南岸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