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三岁，我双脚发麻，在商场惨白的灯光下站了八个小时。他走进来，一个比我大二十七岁的男人，来买衬衫。
他成了常客，就这么过了半年。直到一个下雨天，他撑着伞站在门口，看着我问：“愿不愿意换种活法？”
“一个月七千，你不用再站着了。”
就这样，一笔交易开始了。
十五年。每个月的9号或者20号，七千块钱，像时钟一样准时打进我的账户。他买走了我每天八小时，剩下的时间，我死死攥在自己手里。
我用这些时间去学英语，去考会计证。他从不过问，只是偶尔听我说起，会停顿一下，然后说：“挺好。”
我们的关系，就是一张写得清清楚楚的账单。直到那天我发高烧，一个人躺在出租屋里。
门开了。是他。
快六十岁的人，提着一锅粥，动作笨拙地倒进碗里。他坐在床边，拧起一条热毛巾，一点一点，帮我擦着滚烫的额头。屋子里只有呼呼的风声和他略显粗重的呼吸声。那一刻，账单上好像被热气熏花了一块，字迹模糊了。
从那以后，有些东西就不一样了。
我开始记得他血压高，做饭的盐越放越少。他吃饭时，会下意识把盘子里的清蒸鱼推到我面前。
他七十岁生日，我送了他一条自己织的深灰色围巾。他拿在手里，手指在羊毛上摩挲了半天，然后戴上了。一整个晚上，都没摘下来。
再后来，他晕倒了。
他远在国外的儿子，第一个电话，打给了我。
我在医院的走廊里坐了一夜，听着仪器滴滴答答地响。护士查房，看见我在给他掖被角，笑着说：“你女儿真孝顺。”
我没解释，只是点了点头。
上个月，他转账时多打了三千，备注是：“买点好的。”
我拿着那三千，给他订了一台按摩椅。他嘴上骂我浪费，可我每次过去，都看见他陷在椅子里，哼哼唧唧地开着最大档。
现在，他头发全白了，我们常常一坐就是一下午。他看报，我看书，电视开着，谁也不说话。
外面的人怎么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十五年前，他用钱给我砌了一级台阶，让我不用在最慌张的年纪里摔倒。十五年后，他老了，走不动了，我成了他的拐杖。
这到底算不算一笔交易？还是说，真正的亲情，有时候根本不是从血缘里长出来的，而是从一碗粥、一条围巾、一个打给“外人”的求救电话里，硬生生熬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