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5月14日，焦裕禄在郑州病逝，按当时干部抚恤规制本该长眠郑州革命公墓，在百姓接连请愿，记者如实反馈实情后，时隔近两年，组织遵照他临终遗愿，把灵柩迁回兰考沙丘安葬。

主要信源：（光明日报——在人民中永生——焦裕禄迁葬兰考追记）

在河南兰考，泡桐林已成紫色花海。

许多人不知道，这片曾饱受风沙、盐碱之苦的土地能披上绿装，与半个多世纪前一位山东汉子的选择紧密相连。

兰考焦裕禄纪念馆里，一床布满补丁的被褥静静诉说，门外蓊郁的泡桐林沙沙作响，共同讲述着“县委书记的榜样”的故事。

焦裕禄生于1922年山东一个贫农家庭。

本该读书的年纪，他十岁就扛起生活：种地、推车、下煤窑。

时代的尘埃落成个人身上的山，1941年，因交不上汉奸的苛捐，父亲被逼自尽，他自己也被抓作苦力。

青年的苦难像刻刀，将“为穷人找活路”的信念刻得无比清晰。

1946年，他找到了方向：

加入中国共产党，命运从此与这片土地上最壮阔的事业紧紧相连。

1962年冬，四十岁的焦裕禄来到兰考。

迎接他的没有锣鼓，只有一幅“荒芜图”：

黄沙扑面，盐碱地白茫茫一片，内涝的水洼映着惨淡的天。

饥荒阴影笼罩，许多百姓靠救济粮度日。

这个被“三害”折磨得奄奄一息的县城，成了组织交给他的沉甸甸的担子。

他没有犹豫，只说：

“不改变兰考的面貌，我决不离开。”

战斗从双脚踩进泥沙开始。

治“三害”如无形之战，敌人是水、沙、碱。

焦裕禄不信报告，只信眼睛。

风沙最大时，他带头查风口、探流沙；

暴雨倾盆时，他撑病察看洪流。

他的自行车、铁锹和那双磨破的布鞋，丈量了兰考一千八百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老农的朴素智慧和满身泥泞中，他摸清了“敌人”的命门：

治沙要“贴膏药扎针”，治碱要“翻淤压碱”，治水要“舍少救多”。

办法土，却拳拳到肉。

他最让人铭记的，是“跟我上”的身先士卒。

在飞沙走石的垦荒地，在泥泞的排水沟，那个卷着裤腿、手拿树苗的瘦高身影，就是最嘹亮的号角。

他常说：

“干部不领，水牛掉井。”

他自己就是那头最先跳下井、奋力向上推的牛。

生活上，他却严苛至极。

儿子看戏没买票，说是“焦书记的儿子”，他知道后责令儿子补上票钱。

办公室的破藤椅，他用绳子绑了又绑；那床著名的“四十二个补丁”的被子，他盖到生命最后一刻。

他说，当官的和百姓一样，没有特权。

他心里装的总是“别人”：

见灾民心疼落泪，补助粮票转手就给更困难的群众。

他的“特权”，似乎只剩“吃苦在前”。

超负荷的运转拖垮了身体。

肝区剧痛袭来，他用钢笔、茶缸顶住，藤椅右侧被顶出大窟窿。

同志们强行送他入院，诊断是肝癌晚期。

在郑州病房里，这个心里装着整个兰考的男人已瘦骨嶙峋。

护士要打止疼针，他摆摆手：

“这针贵，省给别的同志吧。”

同事来探望，他问的是：

“沙丘封住没？庄稼咋样？盐碱地的麦子长得好不？”

弥留之际，他留下最后请求：

“我……没完成任务……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治好沙丘。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

1964年5月14日，这颗心脏停止了跳动，年仅42岁。

灵柩本要安葬郑州，但兰考百姓不答应。

成千上万的乡亲扶老携幼拦在路前，哭喊着：

“不要埋我们的焦书记！”

那是一种撕心裂肺的不舍，他们觉得焦书记只是太累睡着了。

最终，组织遵从了他最后的愿望。

1966年春，骨灰回到兰考，安葬在他反复踏勘的黄河故堤沙丘上。

下葬那天，万人空巷，百姓披麻戴孝，哭声震野。

一位老汉扑在棺木上嚎啕：“你是为俺们累死的啊！”

斯人已逝，泡桐成荫。

他当年亲手栽下的幼苗，早已亭亭如盖，锁住风沙，更化作木材，制成乐器、家具，成了兰考致富的“绿色银行”。

2017年，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如今这里沙丘绿了，盐碱退了，百姓日子好了。

焦裕禄纪念馆里，参观者不断。

人们来看的，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种从未过时的精神：

一种“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一种凡事探求就里的求实作风，一种“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奋斗精神，一种艰苦朴素、廉洁奉公的道德情操。

泡桐花开花落，岁岁年年。

那个山东汉子没有离开，他化作了春风，化作了绿荫，化作了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力量。

走在兰考，风吹过泡桐林，树叶沙沙，仿佛在回答：

一个人该怎样活着，才配得上“人民”二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