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一个女人即将被枪毙。就在人们质疑，这个女人犯了什么大罪时，负责监刑的干部宣读了她的身份和罪名。这时，人们脸色骤变：“原来是她！”

上海市民之所以对钮梅波的死刑判决反应如此剧烈，是因为钮梅波身上背着一笔让上海民众无法忘记的命案。

时间回到1939年12月12日。当天晚上，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刚刚在南京路的一家剧院结束了一场大型义演活动。

茅丽瑛从剧院大门走出来，手里还拿着当晚筹集到的抗日捐款账单。茅丽瑛准备乘坐等候在路边的汽车离开现场。

就在茅丽瑛走到汽车门旁边，正要伸手拉开车门时，几名汪伪特工总部的武装特务突然从隐蔽的位置冲出来。

特务们没有半句废话，直接拔出手枪对着茅丽瑛的身体连开数枪。茅丽瑛身中多弹，当场倒在地上流血不止。周围的群众立刻将茅丽瑛送到仁济医院抢救。

当天夜里，年仅28岁的茅丽瑛因为内脏破裂伤势过重，在医院的手术台上离世。茅丽瑛在失去意识前，抓着身边抢救人员的手，留下了最后一句遗言：“我死不足惜，只恨工作未完成。”

茅丽瑛在街头遇害的事情传开后，引起了上海市民的强烈反响。茅丽瑛不是普通的平民，茅丽瑛是抗日战争时期上海非常核心的爱国代表。

茅丽瑛1911年出生在浙江省慈溪县，从小随家人来到上海生活。茅丽瑛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完成了学业，毕业后进入上海江海关担任英文打字员。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大部分地区。茅丽瑛没有离开上海躲避战火，而是发起并担任了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

茅丽瑛当时思考的核心问题只有一件事，就是尽可能多地筹集资金，去购买前线抗日部队急需的物资。

根据国内党史资料和上海地方志的详细记载，从1937年冬天到1939年底，茅丽瑛亲自主持的各类募捐、义卖和义演活动，累计筹集的资金和物资总价值达到了数十万元。

茅丽瑛将这些资金全部用于采购棉衣、军被、消炎药、纱布等前线紧缺物品。茅丽瑛安排人员将这些物资分批次、秘密地运送给新四军和其他抗日武装部队。

茅丽瑛在日军占领区内公开开展抗日救亡行动，极大地鼓舞了上海普通市民的抗战决心。

茅丽瑛遇害后，数万名上海市民冒着被日伪军逮捕的风险，自发前往殡仪馆为茅丽瑛送行，现场民众的抗日情绪十分高涨。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民政部门和上海市政府对茅丽瑛的抗日事迹给予了极高的官方评价。上海市人民政府正式追认茅丽瑛为革命烈士。

而策划这场暗杀茅丽瑛行动的直接主谋，正是1955年在刑场上被宣判死刑的钮梅波。钮梅波出生在上海的一个商人家庭，钮梅波的母亲有俄罗斯血统。

钮梅波七岁那年，父亲做生意被骗导致破产，随后在家里自杀。钮梅波失去了生活来源，为了生存，钮梅波长期在上海底层社会活动。

1937年，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头目影佐祯昭，看中了钮梅波熟悉上海社会环境以及具备多方周旋能力的特点。将钮梅波送到日本进行了为期一年的专业间谍培训。

钮梅波从日本回到上海后，接到了影佐祯昭下达的具体任务。钮梅波主动出面接近国民党特务丁默邨。丁默邨性格贪生怕死，钮梅波投其所好，利用各种手段让丁默邨彻底投靠了日本侵略者。

1939年，钮梅波协助丁默邨在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正式建立了汪伪特工总部，这就是历史上知名的“76号”。

正是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办公室里，钮梅波制定了跟踪、监视并最终暗杀茅丽瑛的完整行动计划。钮梅波还参与了诱捕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等行动，给上海的抗日力量造成了巨大破坏。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钮梅波没有受到审判，而是转投了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钮梅波成为了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二厅的上校特务。

上海解放，钮梅波奉命留在上海执行破坏行动。钮梅波为了掩盖自己特征明显的混血容貌，装扮成一个体态臃肿、行动迟缓的佣人，化名“刘老妈子”。钮梅波以为通过这种改变容貌的方式就能躲过上海市公安机关的常规排查。

1950年，国民党军统特务罗炳乾被上海市公安机关抓捕。罗炳乾在审讯室里，向公安干警交代了钮梅波化名“刘老妈子”潜伏在上海的重要线索。

上海市公安机关立刻成立专案组展开大规模侦查。一名女侦查员在日常排查中发现，那个名叫“刘老妈子”的女人虽然外表臃肿，里面却穿着紧身内衣。

侦查员判定这完全不符合一个普通佣人的生活习惯。公安机关顺着这个线索，安排罗炳乾给钮梅波发送了一份假情报，约钮梅波在上海的“大沪舞厅”接头。

钮梅波到达舞厅后，听着音乐声察觉到舞池周围的人员走动存在异常，钮梅波转身想要从侧门逃跑，被提前布置好的公安干警当场控制。

公安干警随后在钮梅波的居住地，查获了微型相机、密写工具以及伪造的身份证件。钮梅波在确凿的物证面前，心理防线崩溃，承认了自己充当日本间谍以及策划暗杀茅丽瑛等所有罪行。

这段长达十几年的追捕过程，最终以1955年上海市人民法院对钮梅波下达死刑判决书并立即执行而彻底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