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连特地前往北京探望堂兄毛泽东，分别时毛泽东叮嘱：遇到困难不要去麻烦政府
1949年深秋，湘潭城头的硝烟刚刚散去，稻田里的稻穗却已低头变黄。村民们谈论最多的，不是战事，而是“泽连又走了”。这位穿着打着补丁布衣的中年人，背着一只旧挎包，踏上北上的慢车，目的地——北平城里的那位早已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堂兄。
毛泽连原本是田埂上的长工。少年丧父、家道中落，他跟着姐姐毛泽建跑前跑后给红军送信；白色恐怖最盛时，他左眼被流弹划伤，视网膜彻底脱落，乡亲们给他起了个绰号“独眼连”。可他没离开过土地，革命口号喊得震天响，庄稼却从未落荒。乡里老人说：“这娃子轴，他认准的路，田也扔下去走。”也就是这种执拗，让他1929年递上入党申请书，顶着危险成了村里寥寥无几的中共党员之一。

湘潭和平解放那天，46军138师师长任昌辉走进韶山冲，乡亲们指着一间瓦屋说：“毛主席的堂弟就住那儿。”没人想到，三天后，毛泽连就被请进了军用吉普，直奔北平。火车轰鸣穿过洞庭湖平原，他却心里打鼓：见大人物，要不要换身像样的衣服？李珂在车厢里递来半块烧饼，“兄弟，主席还是那个挑粪的哥哥，别多想。”这句话让他心里一松。
中南海初雪，寒意逼人。毛泽东迎上来，拍拍堂弟肩膀：“身体怎么样？”“左眼不行了，其余都好。”毛泽连咧嘴笑。“先把病治好，别的慢慢来。”主席招来警卫，“送协和。”医生建议安装义眼，他皱眉不语，会面散后对秘书说：“私人钱可以掏，公家一分钱不准报。”第二天，一只小布包塞到毛泽连手里，里面是三百块现金和两条粗布裤子。江青见状，悄声嘀咕：“多添点糖吧？”毛泽东只留下两斤，“够他路上吃，别叫人说闲话。”

一个多月后，手术失败，视力仍旧一片漆黑。毛泽连没有抱怨，回到故乡继续种地。1951年冬天，大雪封山，他给北京写了封信报平安，也提到母亲旧病复发。半月后，邮差送来一封回信，钉书钉夹着二百元。信里寥寥十几行：“药要买，棺木要俭，切莫向县里伸手。”字迹苍劲，却透着家人间难掩的挂念。
母亲去世那年，乡邻自发抬棺，毛泽连按俗礼减半操办。有人悄悄问：“你堂兄是主席，何苦这么寒碜？”他抹了把泪，“家法就是国法，咱不能坏了章程。”这话后来传到北京，毛泽东沉默片刻，对身边人说：“这是咱家的脸面。”

1953年，地方政府撮合，让他娶了同村寡嫂。洞房那晚，油灯跳动，女人怯生生问：“你真不去北京找工作？”“种田也好活命。”他笑着回。第二年夏天，稻谷丰收，他背一袋新米寄到北京。毛泽东打开袋子，抓起一把谷粒端详良久，转身吩咐工作人员：“别送回来了，让炊事班开小灶，尝尝家乡味。”

1959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雨过天晴，青瓦白墙映着晚霞，他牵着毛泽连的手走向祖屋。摄影师举起相机时，主席轻声说：“站我旁边。”咔嚓一声，胶片定格——一身灰布短褂的农民和身着中山装的国家元首肩并肩，没有距离，只有血脉。
这之后，毛泽连仍旧守着薄田。缺种子时，他借种不借款；逢灾荒，不肯写求助电报。乡亲们偶尔打趣：“你真是最苦的主席亲戚。”他依旧乐呵呵，“这是好事，咱没拖国家后腿。”简短一句，道出那一代人对权力与亲情的清醒边界，也映照出新政权崛起之初所要树立的公私分明。毛泽连晚年眼盲腿瘸，常摸着那张合影告诉晚辈：“做人别想捷径，路是自己走出来的。”他说时神色平静，像田埂上一块历经风雨却不肯松动的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