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昭燏说：这些文物不能经受长途颠簸，一旦破损，任何人都将成为历史的罪人。最终，在曾昭燏和一批文化人的坚持下，原本要运走的852箱文物留在了大陆。

1948年那会儿，国民政府把迁台文物的名单一列，曾昭燏看到消息，脑子里第一个念头是：这事不能让它发生。曾昭燏当时的头衔不小，但有没有分量，不在头衔，在于敢不敢开口。

曾昭燏选择联名上书，公开反对，理由说得直接，文物经不起颠簸，出了差错谁也担不起。这话说出来是要得罪人的，但曾昭燏说了。

要理解这个人为什么敢这么做，得往前倒十年。

1935年，曾昭燏从南京中央大学毕业，自费去英国，进伦敦大学学院考古学系读硕士。

这个系在当时是全世界体系最完整的考古学科之一，课程涵盖地层学、类型学、遗址测绘和文物断代，是真正意义上的科班训练。

曾昭燏在那里完成了关于中国古代铜器的论文，顺利拿到学位，然后没有停下，转去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继续做研究，并且亲手参与了德国主导的田野发掘工作。

把课本上的方法落实到一铲一铲的实操里，这种经历在当时的中国学者里极少见。

1938年，英国大学开出条件，希望曾昭燏留下任教。条件实在不差，安全、稳定、经费充足，学术前途也看得见。

但国内战火的消息传来，曾昭燏婉拒了，收拾行李回国，理由就一条：国难当头，应该回去。没有更复杂的理由，就是认为应当如此。

回国后，曾昭燏没有进书斋，直接去了西南，在四川、云南的山沟里带队发掘，条件简陋，能吃饱都是奢侈。

就在这样的条件下，挖出了马龙遗址等5处遗址，还和其他专家一起辨识出了有别于中原的"苍洱文化"，填了中国西南考古的一段空白。

后来考古学界定论，这批发掘是中国考古学家第一次运用外国先进方法完成的系统田野工作，说的正是伦敦大学学院那三年打下的底子。

1950年，曾昭燏主持筹备南唐二陵的考古发掘。南唐二陵是五代南唐开国皇帝李昪的钦陵和第二代君主李璟的顺陵，两座陵墓都在南京江宁祖堂山南麓，合葬近千年，位置一直模糊。

经过系统勘察定位，1950年至1951年间分批发掘，出土了大量壁画、陶俑、石刻，其中保存较好的彩绘壁画和仿木结构石雕，是研究五代南方建筑样式和丧葬制度的珍贵实物。

发掘报告《南唐二陵》于1957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是新中国考古学早期的重要成果之一。

1955年，曾昭燏出任南京博物院院长，此后主持了大量文物保护和修复工程，还提出了\"湖熟文化"的命名，考古界有"南曾北夏"的说法，南边是曾昭燏，北边是考古所所长夏鼐，并称两大泰斗。

但1957年的事，让曾昭燏的处境急转直下。

曾昭燏的二哥曾昭抡，是中国著名化学家，麻省理工学院博士，1952年起任共和国教育部副部长，1955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57年反右运动，曾昭抡在鸣放期间发表意见，随即被划为右派，撤销副部长职务，下放武汉大学任普通教员。

对曾昭燏来说，二哥的事是压在心上的一块实实在在的石头，曾国藩家族的背景早就是甩不掉的标签，如今直系兄长又出了事，两重阴影叠在一起，喘气都费力。

1962年，曾昭燏的恩师胡小石去世。1964年3月，曾昭燏住进了南京丁山疗养院。

同年12月，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送到曾昭燏手上，曾昭燏苦笑着说：就算是这个，也救不了我。

1964年12月22日，曾昭燏对司机说要去灵谷寺散散心，临走前把一包苹果放到司机手里，说在外面等，马上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