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17日，宋庆龄给廖梦醒写了一封信，提起1936年那笔钱："毛主席请我向宋子文借钱，但我与子文已不来往，只好抵押房子，凑足五万美元寄去。"

这句话说得轻巧，背后却是一连串不轻巧的决定。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之女，和宋庆龄相交数十年，是少数能让宋庆龄说几句心里话的人。

要理解这封信，得先说那所房子的来历。

上海法租界莫利哀路29号（今香山路7号），是宋庆龄与孙中山在上海的住所。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私产，数十年的革命活动早已耗光了家底。

国民政府随后给宋庆龄发了一笔抚恤金，莫利哀路的房子，也逐步成为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实际掌握的财产。对宋庆龄来说，这既是孙中山留下的，也是她在政治上最后的依托。

宋庆龄和孙中山走到一起，从来都不是顺理成章的事。父亲宋嘉树是孙中山的多年老友，宋家上下均认为两人成婚有悖人伦。1915年，消息走漏，宋庆龄被家人软禁在上海家中。

宋庆龄趁家人不备，从二楼窗口翻出，只身奔赴日本，于当年10月25日在东京与孙中山完婚。正是这段婚姻，让宋庆龄此后面对革命的需求，始终很难说出"无能为力"几个字。

1936年，红军刚刚结束长征、落脚陕北，粮食存量只够七天。毛泽东写信请宋庆龄帮忙，宋庆龄想到宋子文，但两人早已不来往，指望不上。

宋庆龄把孙中山留下的那笔抚恤金拿了出来，又以莫利哀路的房产作抵押，凑齐五万美元。

通过当时在地下联络线上活动的潘汉年等人，这笔钱分批经秘密渠道汇往延安，对外的说法是"宋子文捐款"，不是宋庆龄要邀功，只是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物资到了延安，红军用它购置了粮食、棉衣和药品，包括当时极度紧缺的盘尼西林。

宋庆龄没有就此停手。

1938年6月14日，宋庆龄在香港宣布成立"保卫中国同盟"，由宋庆龄本人担任主席，以援助抗战中的伤病员和难民为公开宗旨，向英美等地的华人社团和国际进步组织持续募款。

这个组织背后是一套完整的运作结构，来自英美的记者和医生、中国左翼知识分子，加上共产国际的联络人员，一起支撑着整套筹款和分配系统。

据相关资料，抗战期间保卫中国同盟筹集的援款折合约百万美元，物资里包括药品、医疗器械，乃至一台移动X光机。其中相当一部分最终流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根据地。

1941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保卫中国同盟在港的运作被迫中断。宋庆龄在中共地下党的协助下秘密撤出，辗转到重庆。

抗战结束后，该组织改组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持续运作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正是宋庆龄亲手建立并长期主持的公益机构，即今日"中国福利会"的前身。

1954年底，毛泽东找到潘汉年，让潘汉年带着五万美元和一封亲笔信赶赴上海，亲手交给宋庆龄。宋庆龄起初没认出这回事，经潘汉年提醒，才慢慢想起来。

宋庆龄当场说这是支援革命的钱，不是借款，不该收回。毛泽东那封信写得认真，宋庆龄最后象征性地收下，随即又将这笔钱全部捐出，仍旧是用于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儿童和妇女事业。

这件事看起来在这里画上了句号。但其中有一个人，没能走进这个结局。

1955年4月，就在将那只皮箱送到宋庆龄手中的数月之后，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

那是一段更复杂的故事，走了很久，才有了一个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