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下午，突然接到一个女同学的电话：“老同学，有空吗？我带爸妈来旅游，刚下火车，能不能来接一下？”我握着手机愣了几秒。毕业十二年，同学群我早就退了，她的号码在通讯录最底下躺了多年，从没联系过。没有寒暄。


我看了眼表，下午三点四十，手头还有一份报表四点前要交。我说：“发定位，我尽量。”挂掉电话，我把烟按灭在堆了三个烟蒂的易拉罐里，敲完了最后几个数字。开车过去二十分钟，火车站停车费一小时八块。


在出站口看见他们时，我差点没认出来。她推着两个巨大的编织袋行李箱，父亲拄着一根磨得发亮的木棍，母亲背着一个鼓囊囊的帆布包，上面印着褪色的“化肥”字样。她看见我，挥了挥手，笑容里有些局促。


她父亲穿的还是那种老式中山装，扣子扣得一丝不苟。车里沉默。她母亲小声问：“这车……烧油贵吧？”我说还行。她父亲一直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高楼，脖子挺得直直的。导航显示去最近的经济型酒店要穿过半个城，晚高峰已经开始堵了。


她坐在副驾，翻着钱包，忽然说：“先不去酒店了，老同学，能直接去市一院吗？顺路吗？”我打了转向灯，变道。“看病？”“嗯，给我爸挂了个号，明天的专家号，怕酒店远了赶不上。”她语气平常，像在说去菜市场。“旅游”的幌子，薄得像层窗户纸。

我没再追问，方向盘往左一打，汇入了去市一院的车流。后视镜里，她父亲那只磨得发亮的木棍抵着车门，手背上的青筋像干裂的河床。我突然想起十二年前毕业聚餐，这女生坐在角落安静地吃花生米，别人敬酒她就笑，从不主动说话。没人知道她家在农村，父亲在采石场砸断了腿。这些事我也是后来听说的。

堵车的间隙，她主动开了口。说这次来省城，村里人问起来，她不好意思直接讲带爹看病，怕人家觉得晦气，也怕亲戚们知道了上门探望，还得张罗招待。


旅游好听，心里没负担。她说这话时攥着钱包，指节发白。我瞟了一眼，钱包里层塞着几张皱巴巴的挂号单和缴费凭证，日期从三个月前就开始了。原来这不是第一次来，只是第一次找我。

说实话，我心里有那么一瞬间不太舒服。十二年不联系，一联系就是让我当司机。可看到她父亲弓着背，努力把身子坐直，不想弄脏车座的样子，那点不舒服又咽回去了。


成年人的求助哪有不窘迫的？她能在通讯录里翻到我，想必也犹豫过好几回。我没问她为什么不去找更近的同学，也没问她这些年过得好不好——问了也白问，从那个编织袋和化肥袋子上就能看出七八分。

医院到了。她扶父亲下车，母亲扛着帆布包跟在后面，三个人像迁徙的老鸟。我帮她卸下编织袋，她忽然从包里摸出一袋自家晒的干豆角，硬塞给我。“没啥好东西，你别嫌弃。”


我接过来，塑料袋还带着体温。看着她搀着父亲一瘸一拐走进门诊大厅的背影，我点了一根烟，站了好一会儿。

回去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这种“假旅游真看病”的事儿，身边其实不少。老家邻居张叔，儿子说带他去北京看升旗，结果下了火车直接进了肿瘤医院。


我妈的姐妹聚会，说去泡温泉，实际上是她陪另一个阿姨做化疗。成年人好像都学会了这套本事——把苦事说成乐事，把求人讲成顺路。面子薄得撑不住真相，又厚得非要裹一层糖衣。

这层窗户纸，谁捅破了谁就不懂事。她不说破，我也没问。但我在想，假如哪天我需要帮忙，我有没有勇气直接开口？还是也会编一个“旅游”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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