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古文以千字无一重复的神奇写作方式，被国人传颂百代，历史影响极为深远，堪称中华奇文！
公元502年深秋，建康宫墙外的银杏刚落第一片黄叶，萧衍的登基礼还未散尽酒香，他已经把目光放到学童的书桌。南北对峙多年，战事消耗人力，识字率滑坡的现实让新皇颇感棘手：若想重整山河，先得让百姓读得懂字。
宫中摆着数卷王羲之残帖，那是萧衍最珍惜的“镇朝之宝”。御书房里，他常邀文臣临摹，一面聊天一面挥毫。有一次，他忽然问殷铁石：“若拿这帖一个字裁一片，教孩子认字可行否？”殷铁石不敢怠慢，应声道：“可试。”数日后，千张小木片排满殿廊，风起却吹得漫天乱舞，侍卫们追着捡，依旧少了几十块。萧衍皱眉，喃喃一句：“零散终非长策。”

字片失而复得，却让朝廷认识到识字材料必须既完整又便于保存。彼时，自古流传的《诵诗》已显繁冗，儿童难以卒读；而距今数百年后才会出现的《百家姓》《三字经》尚未问世。眼前空缺，逼得萧衍寻求新法。群臣议论三日无果，直到有人提起尚在家乡休沐的老臣周兴嗣——此人博闻强记，下笔成章，又惯写四言韵语，或许能应此难题。
周兴嗣闻诏赶赴都城，一见圣颜，便被赐以一叠早已选定的千字墨帖，要求字字不同，句句成理，还得读之顺口、写之顺手。夜深烛短，周兴嗣独坐案前，望着满桌“天、地、玄、黄”的单字自言自语：“这可真是磨人。”侍者送来茶，他挥手：“别扰，我得先让这些字排成队。”话音未落，灯芯跳动，黑墨翻滚，他依次拈字，像排兵布阵般调度。传说写到黎明时，鬓角已见霜华；究竟是不是一夜白头，史书说得含糊，但连同僚都承认他当晚写得指尖发抖。

两百五十句，每句四字，如行云流水，却又无一字重复。《千字文》的雏形摆到御案，萧衍先是朗声诵读，随即击案称妙。“这篇文，朕要让天下学子共诵！”据旧谱记载，周兴嗣辞谢赐金，只求在史馆留名。皇帝莞尔：“传世可期，何必自谦？”短短数月，雕版刻成，京畿书坊日日加印，商旅南来北往，顺手便带走一卷。
回看这部文本，真正的巧思并不止于“千字无重”。其首句“天地玄黄”包罗宇宙本源，继以“宇宙洪荒”“日月盈昃”铺展自然律动，逐渐过渡到伦理、礼仪、历史人物乃至农耕技艺，俨然是把课堂、史馆、祭祀礼仪统合于一篇。“四言”短促，既便于童声唱诵，又与《诗经》传统暗暗呼应；而压韵方式每隔数句转换一次，使人朗读时不觉枯燥。教育工具与文学趣味，在这篇小小的千字里达成罕见的平衡。

值得一提的是，《千字文》的系统化结构在当时颇具前瞻性。过去的“识字”多凭师傅口授、弟子临帖，缺乏固定顺序；周兴嗣的编排则像在无序荒原上铺出一条整洁官道，查找方便，也便于抄写流布。后世印刷术日渐成熟，这条“官道”又被雕版、活字不断复制，跨过唐，走过宋，最终与《百家姓》《三字经》并列，成为书塾里的“蒙学三宝”。

史家李绰在《尚书故实》中记下这样一笔：唐代学官以《千字文》为童蒙课首，每背错一字便要抄十遍。此言可信与否姑且不论，至少说明千年之后，它依旧是课堂主角。再往近代，江南私塾常把《千字文》写在竹签上插进木匣，学生抽签读字，恰好回敬了当年散落宫庭的木片，只是这一次再也不用担心一阵风就把教材吹得七零八落。
有人说，《千字文》是梁武帝的面子工程；也有人认为，它不过是美化的宫廷轶闻。然而，只要翻开这篇文字，依旧能感到一个时代试图用一千个汉字搭建全民识字阶梯的诚意。权力的导向、文人的才情、书法的风雅、教育的急迫，在这一方薄纸上交织，留下的既是墨迹，也是南朝文化的印记。于是，一千个独一无二的汉字，穿过风尘，依旧在案头闪着昔日南梁的墨香。